左翼的军旅作家吴强

　
　　吴强同志1910年2月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1990年4月10日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0岁。今年是吴强同志诞辰100周年，又是他逝世20周年。20年前，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悬挂的横幅“吴强长逝，红日永存”这八个字，是对吴强同志一生最切实的肯定。
　　吴强热爱文学。早在学徒期间，他就挤出睡眠时间阅读《水浒》、《石头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古典文学作品。在淮安中学，他更是沉醉于郭沫若、郁达夫、茅盾、蒋光慈等左翼名家的作品，对文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且开始练习创作。
　　1929年下半年，吴强与同学合作，办了一个油印刊物《狂风》，发表同学们和他自己的作品。
　　1932年，吴强在上海参加了由我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任正风中学“左联”小组组长。这期间，曾先后邀请左翼作家华蒂（叶以群）、何谷天（周文）等到正风中学作关于左翼文学运动的报告。从此，吴强踏上了文学之路，跨进了文学之门，开始了他日后漫长而辉煌的文学生涯。
　　1935年5月，吴强以短篇小说《苦脸》获得了上海《大晚报》短篇小说征文奖；9月，又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电报杆》。此后，小说便成了他写作的主要文学形式。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吴强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同时拿起手中的笔，进行反映抗战生活的文学创作，先后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等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激流下》，散文《老黑马》、《夜行》、《夜宿二十里铺》等。这一年，他还和王阑西、姚雪垠一起创办了抗日救亡刊物《风雨周刊》，从而把自己的文学生活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伟大的抗日战争召唤吴强走出课堂，和一些爱国学生、热血青年，组织了一个话剧团，奔赴黄河以北的战场，为军队和人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他随剧团活动，于1938年7月到了日寇轮番轰炸、形势十分危急的武汉。
　　1938年8月，他和王淑明一起，来到安徽南部，参加了由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
　　正如江渭清同志为《吴强纪念文集》作序的标题《从戎不投笔》那样，吴强在身处游击战争和战斗频繁的环境中，创作的话剧就有独幕剧《一条战线》、《激变》、《皖南一家》，以及由他执笔的集体创作的多幕剧《繁昌之战》、《丁赞亭》等，有力地推动了新四军的话剧创作。
　　关于吴强同志在新四军从事创作和戏剧活动的一些往事，在新四军老同志撰写的有关回忆文章中多有所提及。
　　林琳在《群星璀璨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一文中说：“吴强不是服务团员，却是服务团的忠实朋友。他是1938年夏天来到皖南军部的。吴强同志下笔很快，一些要突击完成的剧本，常由他执笔，像反映苏军出兵波兰的《激变》，以活捉日本俘虏兵香河正男为内容的《一条战线》，都是他在很短时间里写成的。”
　　王于耕在《戏剧工作回忆三则》一文中，也多次提到吴强同志。1939年，18岁的王于耕便和吴强、李增援一起，创作大型话剧《繁昌之战》。她说：“李增援同志把最难写的第三幕拿了去。他说：‘你写吧！’并提出叫我写第一幕，吴蔷（吴强）写第二幕。吴蔷同志提出第一幕他思考过，由他写，叫我写第二幕。三人中我最年轻，写作经验比不上他们……初步定稿后，我请吴蔷、李增援两同志看，然后决定由吴蔷同志通稿。”吴强还为《繁昌之战》编写了歌词，由音乐家何士德谱曲。
　　吴强不仅创作小说，编写剧本，也写歌词，而且还会导演。1939年7月7日抗战两周年时，由李一氓任社长的抗敌剧社组织演出夏衍的四幕话剧《一年间》，吴强出任导演，并且获得成功。
　　林琳在回忆当年演出《阿Q正传》时说：“1938年10月，军部召开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演出了田汉编剧的《阿Q正传》中的第二、第四两幕。吴强演阿Q，张茜演吴妈。这是服务团第一次演大戏，曾轰动一时。阿Q、吴妈在军部几乎尽人皆知，吴强、张茜也因此而大为出名。”林琳说吴强“表演认真，一丝不苟。在排演《阿Q正传》时，每当阿Q双腿扑通一跪，口中念念有词向吴妈求爱时，一旁看戏的人都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吴强却不动声色，只是专心致志把戏演下去。他在多幕剧《魔窟》中，饰演伪教育局长吴从周，一副咬文嚼字的假道学样，一开口就一连串喷嚏，令人忍俊不禁，而他却毫不在意。他说得好：‘演戏就要进戏，才能真实。你演的是让人发笑的角色，别人笑，不说明你演得好吗？’”
　　吴强每次参加演出，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是难以表演和把握的反面人物。在有一出戏的表演中，沈西蒙还打了时任宣教部长的吴强一个嘴巴子。这一嘴巴子给文工团的同志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深感有这样一位深谙文艺的部长来领导，文工团的前途大有希望。
　　当我们充分肯定了吴强在部队中所取得的卓越成绩的同时，人们可以想象，他身处枪林弹雨和出生入死的战争环境，整整15年，特别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的战役，日日夜夜，随军行动，居无定所，不可能不影响他的正常的文学创作生活。
　　但有失必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吴强正是这样来理解的，他说：“在这15年的长时间里，我荒废、远离了文学创作生涯；可喜的是得到了巨大的宝贵的收获，那就是为今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素材；熟悉的人，在我心目中刻印着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正因为有了这些生活积累，拥有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才有可能从容不迫地写出他的《红日》、《堡垒》等著名的军事题材小说来。也正因为他拥有如此丰厚的生活积累，所以在他的晚年，感叹自己“还有不少好回忆的东西要写，只怕时间不够”。这是他于1989年12月20日从美国写给他夫人尹卜甄和儿子、儿媳的信中所说的。令人痛惜的是，距写这封信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他就与世长辞了。
　　1989年12月吴强应邀到美国马里兰州。此时他已患糖尿病，但自信身体健康，能活到90岁。
　　他这次去美国，是想在那里静下心来进行创作的。他到美国的第三天，在写给夫人和儿子、儿媳的信中说：“有几篇东西要在这里写出来，寄回去。《堡垒》下部也要完成。还有不少回忆好的东西要写……”但是，半个月后，他在给柯灵的信中则说：“天天纳闷，带来的写作计划也难以实现。关键在于整天昏昏沉沉……”其实，潜伏在他脑里的病魔已经发作。他创作心切，在握笔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坚持完成了一篇回忆新四军生活的文章《他们并排坐着》，发表在1995年第1期《大江南北》杂志上，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
　　由于病势来得迅猛，吴强被迫放弃五月份参加三女儿博士学位的授予仪式。这时，他语言表达已经困难，行动也不便了。
　　1990年3月1日，吴强回到上海。次日去华东医院经检查，发现患脑瘤。这时，他虽神智清晰，但已不能说话，只能点头，摇头和流泪。病情急转直下，从美国回来住院仅40天，就逝世了。
　　吴强是带着两大遗憾而离开这个世界的。其一，是他的《堡垒》下部未能完成，他一直想把它完成，他曾经向他的子女表示，他要用不同于传统的手法去完成，再次赢得读者；其二，1988年，趁参加《沂蒙革命军事题材电影回顾展》的机会，他有心把小说《红日》改编成10集电视连续剧，要求与原电影《红日》导演汤晓丹再度合作，他的想法得到同志们的赞成，并表示愿意尽力支持。但事与愿违，两年之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吴强同志逝世后，他的家属遵其生前愿望，将骨灰安放在他曾下放劳动的五四农场境内的滨海公园内。墓碑上的吴强塑像，炯炯有神，墓型设计体现了张光年致吴强悼词的深意：“在烈火中成长，在红日下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