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谒见冰心

　　
　　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与二十世纪同龄。拜望她老人家，是我多年以来的夙愿。
　　1990年深秋的一个午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在北京海淀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工宿舍楼区内，有幸谒见了这位曾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蜚声中外的文学大师。
　　之前，因不知她老的寓处，着实延误了一段时日。一天，忽然想起叶圣陶先生与冰心的交谊很深，何不求助于叶老的后人（当时，叶老已逝世）？我与叶府过从已久，于是，我便径直去叶老的府邸。夏满子女士（叶老的长媳、至善兄的贤内助、夏丏尊先生之女公子）热情接待了我。得知我的来意后，一旁叶老的孙媳、北京舞蹈学院的姚兀真同志，利索地为我拨通了冰心府上的电话，受话者同意接待，只说时间不能太长，以免影响老太太休息，云云。我自颔首称是。
　　数日后，选了个晴朗的下午，我到了位于白石桥路的这所高等学府的教工宿舍楼群。　　冰心所住的这一套间，是她的先生——我国社会学界的权威吴文藻教授生前在中央民族学院时，由学校安排的住处。吴教授为江苏江阴人，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这对他本人及冰心的身心伤害，无须赘言。新中国成立时，他们夫妻还身居日本，但心向祖国，于1951年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挠、刁难，回到祖国，在北京度过了他们的后半生。赤诚的爱国知识分子，竟成了“右派”，匪夷所思。
　　套间的门上，挂有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有“医嘱谢客”四个字。原来，冰心于1980年骨折后，行动不便，医生要她少会客，多休息。我因几天前有电话约定，所以是个例外。于是，我按响了门铃。出来开门者，是位壮年男主人，问明原委后，他引我至客厅入坐，并聊了一阵。
　　原来，他是冰心的女婿、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陈恕教授。老人的女儿吴青此时不在府中。客厅整洁而又典雅，环顾四周，最为显眼的是墙上挂着的那副对联，是晚清时期维新运动的第二号人物梁启超先生的墨宝，上联是“世事沧桑心事定”，下联为“胸中海岳梦中飞”。
　　据悉，冰心的父亲——为抗击日寇而参加过甲午海战的谢葆璋先生，与彼时的名流梁启超、萨镇冰等，均系志同道合的爱国人士。
　　与陈教授谈过一会儿后，他先去与老人作了通报，然后引我去冰心的卧室兼工作室。室内十分整洁，两张单人床并排摆放着，显然是冰心与保姆住在一起。
　　冰心老人因不利于行，她面向房门，笑容可掬地端坐在办公桌前，我上前与她握手并向她问候、请安，老人让我坐在她身边交谈。她的第一句话是：“令尊大人（邵力子——编者注）是我一向很敬重的人。”边说边把一本十分精美的来客签名册摊到我的面前，说是要我留下大名及地址。她的谦和，让我有些局促不安而又肃然起敬。
　　当我谈到我在江苏宜兴工作时，老人接过话茬说：宜兴是个好地方，出产的东西很多。我正惊诧老人何以对宜兴如此了解时，她则接着解释道，“文革”前，她曾以全国人大视察团一员的身份到过宜兴，给她留有较深的印象。
　　我不无冒昧地问老人，近年来只看到您老的短篇大作，不见了中长篇，是否因为年龄和精力的缘由？她微微一笑说，不完全是。
　　在谈及自然法则时，冰心主张安乐死。她说，死是解脱，是了断。一个人长病不死，不只自己很痛苦，家人、亲友都很痛苦。又说，我已对我的保健医生说过，将来到我不行时，给我打一针，让我安乐死。我说，我们国家现在还不提倡安乐死呵！
　　约莫谈了半个多小时，我不忍多打扰，便起身告辞。冰心说，秀才交情纸半张，临行送你两句话：一，我支持你在基层工作；二，托你带去我对你家人的问候！我再次紧握她的手，谢个不停。
　　90高龄的冰心，脸色红润，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反应敏捷。这一切，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小得多。是人瑞，是贤者，令人钦敬！
　　“十年浩劫”后，确切地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政策）这一民心工程在全国启动，知识分子的早春终于来临。其时，国家有关部门及中央民族学院等，计划为二老单独建造一所房子，以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还他们应有之待遇。这对吴文藻教授和冰心而言，是受之无愧的，但却被这双贤伉俪委婉谢绝了。从来注重名节和操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德，在他们二老身上，得到了绝好的体现，足以垂范今人与来者。
　　冰心一生，笔耕不辍，凡七十五载之久，这在古今中外文坛上，是极少有人可以与之相比的。
　　1999年2月28日，冰心于北京医院逝世，走完了她99年光辉而又不平凡的人生历程。流光不驻，哲人其萎。冰心虽去，青史有情。老人与我晤面、畅谈的这一幕，萦绕脑际，历久难忘。
　　今年，正值冰心大师辞世11周年，以此拙文，作为对她老人家虔诚的心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