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抗美援朝

一、做好应对美国把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准备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派军队进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运送作战部队在台湾登陆，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这时的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同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对美国的倒行逆施针锋相对。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这“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①
　　7月初，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军为主，英、法等15个国家参加的所谓联合国军队，打着“联合国军”旗号开进朝鲜，妄图借联合国之势把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消灭掉，再把战火延伸到中国。7月6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重要声明：安理会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情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是非法的，“中国人民抱定决心，必将要解放台湾” 。周恩来还不断地向联合国、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美国对朝鲜与中国的侵略行径。②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7月上旬两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危急情况下的中国国防问题。为防患于未然，于7月13日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并调遣战略预备队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及第四十二军和三个炮兵师等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周恩来直接领导了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工作。早在7月2日，周恩来请苏驻中国大使罗申向斯大林通报，朝鲜人民军虽然处于进攻的优势，但要注意美国军队在朝鲜后方仁川或其它地方登陆而切断朝鲜人民军后路的危险性。同时，还告知中国东北边防军的3个军总计12万人集中在沈阳地区，随时准备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后协助朝鲜人民军的抵抗，请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回电表示：“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是正确的”，还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9月15日，朝鲜人民军攻到洛川江一带。麦克阿瑟指挥70000美军，在500架飞机、260艘军舰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切断了朝鲜人民军后方供应线，包抄人民军的后路。9月30日，美军越过南北朝鲜分界的三八线，进入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境内，朝鲜战争进入了捍卫国家独立，誓死反对美帝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新阶段。
　　8月27日，周恩来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抗议美国侵朝军用飞机侵入我国领空并沿鸭绿江北岸射杀中国人民，要求美国政府严惩肇事者，并赔偿一切损失。9月27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制裁美国侵朝军队派遣军用飞机侵犯我国领空的罪行，要求联合国大会立即将此案与我国控诉美机侵犯我国领空案一并列入大会议程，接纳我国代表出席陈述意见和参加讨论，以制止美军扩大侵略行为。③
　　9月30日，美军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并通过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请他转达中国政府对美国的警告，对美国的侵略行为“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二、协同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
　　10月1日，金日成发电报并派特使朴宪永送来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的急信。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彻夜研究形势，商讨出兵援助朝鲜的决策。10月2日与4～5日，毛泽东又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些同志对出兵朝鲜持怀疑和反对态度，他们认为新中国建立才一年，就要与世界最强的帝国主义真刀真枪地拼个你死我活，中国的国力能够承受吗？毛泽东讲：“朝鲜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④周恩来坚决同意毛泽东出兵朝鲜的主张，他说：“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所以抗美援朝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也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研究后，一致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⑤并决定用志愿军名义到朝鲜境内同美国军队作战，力求在朝鲜境内打败侵略者。根据中央决定，中国政府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部署。出兵时间为10月19日。
　　为贯彻落实这一重大战略决策，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10月7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长驱直入，一直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8日，毛泽东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并电告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
　　10日，周恩来受毛泽东指派秘密访问苏联，向斯大林通报中国出兵朝鲜的相关事宜，希望苏联能出动空军掩护。经过艰难谈判，斯大林表示愿意提供6个空军团协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但要等两个半月准备好才能出动。
　　周恩来对协调作战与军事指挥的贡献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安东（丹东）、宽甸、辑安等地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地区。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一军一一八师在北镇突然对美军发起进攻，打响入朝作战的第一枪，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温井，歼灭所有敌军。从10月25日至11月5日，为志愿军的第一战役，共歼敌1.5万余人，将敌赶到了清川江以南，大大减轻了中朝边界的军事压力。
　　1950年12月上旬，周恩来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与金日成在北京协商，确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人员，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朝鲜则派人任副司令与副政委。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境内一切作战及其相关事宜。联合司令部的一切命令均经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分别下达。经周恩来与金日成协商，还先后组建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和战时管理朝鲜境内铁路运输的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解决了中朝两军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
　　中朝军队发动的第二次战役，顶住了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发动的“圣诞节攻势”，到1950年12月下旬，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中朝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仅夺回了平壤，而且将战线重新推进到三八线附近。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的7个月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连续发动五次战役，消灭美国与南朝鲜的军队23万余人，将美国侵略者从鸭绿江、图门江附近赶回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整个战局，迫使美军不得不进行和平谈判，为抗美援朝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50年11月5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致苏联菲利波夫（斯大林代称）电文：“由于我人民解放军步兵武器的主要来源，过去是缴自敌方，枪炮口径极其混乱，弹药生产相当困难”，“请供给我国36个师的步兵武器装备”。斯大林回电中同意供给中国步兵武器，将于翌年一二月内交货。11月15日，斯大林来电建议，为增强苏联空军在中国志愿军后方对美空军的作战，拟增派120架米格十五喷气式飞机，分两批来华，增加到别洛夫空军师中，并由此成立一个空军军一级指挥机构。别洛夫空军师原有122架米格十五喷气式飞机，于1950年8月部署在中国东北的安东、鞍山、辽阳、沈阳等机场。这些飞机为保卫中国东北工业基地和志愿军的后方起了重大作用。
　　为解决志愿军的作战休整问题，并培养与锻炼部队适应现代战争的能力，周恩来于1951年2月上旬多次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商讨志愿军在朝鲜轮番作战的计划，并主持起草了《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在站住阵地之后，经过休补，寻找机会，向前反攻，一方面可扩大其侵占地区，另方面不容我在前线作较长时期的休整。同时对朝鲜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轰炸，也正为配合这一意图。”为粉碎敌人之意图，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到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具体计划为：在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军。将十九兵团3个军、二十兵团2个军、二野第一批北调的3个军及现在湘西剿匪的四十七军，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军。另外，还组织了第三番志愿军。三番志愿军轮番作战，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补充，既不致陷于被动，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与持久性，又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⑥这是我军作战方针的重大转变，是志愿军能坚持持久作战的力量所在，周恩来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心血。
　　后勤是现代化战争的瓶颈，周恩来在指挥朝鲜战争期间，非常重视后勤工作。在周恩来的努力下，1951年5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决定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任命洪学智（志愿军副司令）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负责管理志愿军在朝鲜境内的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统一指挥配属志愿军后方部队。这为志愿军作战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
　　朝鲜战争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美国想在和谈中企图得到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我方坚持原则，决不让美帝有机可乘。为了促进朝鲜停战的早日实现，从1953年5月13日至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共歼敌12.3万人，给美军和南朝鲜当局以沉重打击，迫使对方代表不得不于7月27日同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自此，朝鲜实现军事停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在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中，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粉碎了美帝侵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狂妄计划，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心。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将永垂青史！
　　注：①②③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1、52、81、1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1995年4月第二次印刷，第141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1949～1953）第一卷，团结出版社1996.3出版，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