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期●历史研究●

新四军的少数民族将士

作者:丁 星


  多年以前,我写出过一篇《新四军的少数民族将领》,以笔名司马而已发表于广州出版的《历史大观园》杂志1992年第9期。后被两位年轻人全文抄袭,重新发表于2001年4月出版的某杂志创刊号。其实那篇文章并不值得抄袭,因为当年我了解的史料有限,我在文章的结尾就写着:“可惜一时难以查考。”现在我补充十余年来新得的史料重写出一次,以飨《大江南北》杂志的读者。
  粟裕不知道自己是侗族
  说起新四军的少数民族将领,许多人首先会想到曾任新四军第二师副师长、师长和副军长的罗炳辉。就连新华社在2006年编发的专栏文章《永远的丰碑》,也说罗炳辉“出生于云南彝良一个彝族贫苦家庭,从小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今天(2010年6月21日)是罗炳辉逝世64年的日子,我刚刚读到新华社编发的《历史上的今天》,仍然称罗炳辉是“从奴隶到杰出军事家”。这是错将故事影片《从奴隶到将军》当成了传记影片。这部影片的主人公,虽是许多故事依据罗炳辉的经历,但也是艺术塑造的人物。罗炳辉出生在云南省彝良县阿都乡的一个汉族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祖藉是湖南省邵阳县,后来移居四川省隆昌县,再移居云南省镇雄县,后分系到彝良县,是汉族而不是彝族。
  新四军职务最高的少数民族将领,应是侗族的粟裕。1938年2月他率浙南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是新四军的创建者之一,后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和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195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时被授予大将军衔。但是,粟裕一直不知道自己是侗族。这是因为,他的家乡湖南省会同县是个多民族杂居地区,在旧社会,一些少数民族为了回避民族矛盾,通常有意隐瞒自己的族属。粟裕16岁就离开家乡去常德上学,始终以为自己是汉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民族政策的落实,会同县一些群众纷纷要求更正族属。省、地、县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对当地人民的民族属性进行了周密调查,证实会同县的粟姓,是由通道县(1954年以后为通道侗族自治县)团头乡迁来的侗族。1986年1月15日,会同县人民政府批准粟姓后裔全部恢复为侗族。1989年7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这一情况,正式更改粟裕为侗族。此时,粟裕逝世已经五年多了。
  新四军还有一位侗族将领曹玉清,湖南省新晃县(1956年以后为新晃侗族自治县)人。他在红四方面军参加鄂豫皖、川陕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抗日战争初期到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工作。1939年1月随李先念南下,参与创建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在第五师的四个团当过团长或政治委员。1946年6月参加中原突围,是被誉为“铁流千里”的皮定均旅副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来自广西的壮族人数最多
  在新四军的少数民族将士中,人数最多的是壮族。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百色起义,百色和周围各县有许多壮族志士参加。他们在红军中经历了南征北战,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些到了新四军,其中,韦国清、覃健、覃士冕是广西东兰县人,朱鹤云、刘震云、赵滨玉是广西田东县人,韦一平是广西罗城县(1983年以后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黄荣是广西巴马县(1956年以后为巴马瑶族自治县)人。
  韦国清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政治委员,1939年12月率部南下,参与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2月,这支部队成为新四军第九旅的组成部分。韦国清历任第九旅政治委员、旅长和第四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韦国清曾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还多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覃健于1940年6月随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华中。1941年2月八路军南下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覃健在这个师历任团长、副旅长、淮海军区司令员、旅长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参谋长。回国后,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赵滨玉也是随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华中的,后任新四军第三师司令部通讯科科长。因积劳成疾,1942年10月1日在苏北阜宁县逝世。
  覃士冕是随另一支八路军南下部队到新四军的。1940年10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南下淮海地区,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覃士冕任该旅第一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回到故乡,历任广西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荣在1931年7月到中央苏区的军委无线电通讯学校学习,此后长期做通讯工作。1938年7月他调到新四军,历任军部电台总队分队长,江北指挥部电台队长,第二师司令部通讯科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故乡,任广西省交通厅厅长兼邮电管理局局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他的家乡巴马是瑶族自治县,当年我多方查询他是不是瑶族,一直未获答复,因而1992年那文章没有写出到他。此后才知道他是壮族,出生在广西凤山县福厚乡,这个乡后来才划归巴马县。
  以上五位壮族人物,都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韦一平、刘震英则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参加者。
  韦一平随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起初任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主任,后来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历任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三军分区和教导第一旅政治委员。1945年4月南下浙西,所部改称苏浙军区第四纵队,他仍任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率部北撤,1945年10月15日夜渡长江时因沉船事故牺牲。
  刘震英随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任第一支队第二团政治处宣传教育股股长,后任新编第六团政治处主任。1939年12月27日在苏南丹阳县九里镇附近与日军夜战牺牲。刘震英从参加百色起义到抗日战场殉国,战斗了整整十年,新四军的《抗敌报》以《十年革命精忠为党》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
  朱鹤云参加百色起义后,留在右江红军游击队。1937年10月,中共桂西特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将这支红军游击队编为独立团开赴抗日前线。部队到了安徽省舒城县,即被编入国民党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朱鹤云发觉上当,和其他共产党员逃了出来,奔走五天五夜,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经办事处介绍,到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他被派到新四军第四支队任参谋,后在新四军第二师和第七师任营长、团参谋长、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新四军的壮族将士,也有一些不是百色起义的参加者,例如周一峰,广西鹿寨县人。1936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时参加革命活动。1938年受党派遣到苏中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10月在黄桥战役中,带领他所争取的一支国民党部队编入新四军。后任南通警卫团政治委员,苏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周一峰两次出任江苏省副省长。又如农超谋,广西邕宁县人。1937年他在广西大学求学时参加广西学生军,并在学生军中秘密加入共产党。他随学生军北上抗日前线,1938年6月被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命为亳县(今亳州市)政府秘书。1940年2月新四军组建亳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他任县长。此后农超谋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历任睢宁、灵北、灵璧县的县长兼县总队长。1946年任中共灵璧县委书记、县长和灵璧、泗县、五河、睢宁四县联防大队政治委员。 这年11日,在国民党军进攻时被逮捕活埋,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而死于内战。
  再如万里云,原名韦庆煌,广西融水县人。1934年因反对地方官吏的腐败被迫离开家乡,在徐州、武汉等地当小学教师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3月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第四支队。5月被选派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秋结业后到山东,先后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所辖部队任《前锋报》、《战士报》、《民兵报》编辑、主编、社长。1946年1月他再度成为新四军成员,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军政报》社长。此后一直从事部队宣传工作。1959年转业到地方,曾任《福建日报》副总编辑、福建省文联主席,著述甚多。万老健在,今年已经94岁高龄,祝他长寿。
  闽浙都有畲族参加新四军
  畲族是我国人口不多、分布也不广的少数民族。我在1992年的那篇文章中没有提到。其实,新四军有不少畲族将士。畲族聚居的福建省,有许多人参加红军,在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或者长征以后,抗日战争初期到了新四军。福安县为此在1988年建有“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浙江省南部也是畲族聚居地,泰顺还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也有许多畲族战士随浙南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
  这里简要介绍新四军的五位畲族人物。
  蓝阿嫩,福建省柘荣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在闽东坚持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2月随闽东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历任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兼政治指导员,营长。先后挺进苏南,北渡长江,南下浙西,参加半塔集战斗、郭村战斗、黄桥战役和天目山战役。1948年11月任副团长时在淮海战役中牺牲。
  钟大湖,福建省福鼎县人。1934年参加农民赤卫队。先后在闽东和闽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2月随闽北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历任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参加了皖南的五保繁昌、收复红杨树等战斗,参与创建皖江抗日根据地。1946年4月任新四军皖西支队司令员,在大别山坚持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福建,历任南平军分区、晋江军分区、福安军分区司令员或政治委员,福建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张玉田,原名蓝锡荣,福建省上杭县人。1929年14岁时投身革命。1932年参加红军。在长汀、瑞金、武夷山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2月随汀瑞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历任班长、排长、连长。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胸部负重伤,坚持突围到长江北岸。伤愈后任新四军第七师含和支队独立大队大队长,皖南支队铜陵大队大队长,副团长。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时任团长。1949年7月起因伤痛长期休养。
  钟寿华,福建省上杭县人。1929年投身革命。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1月随闽西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后任新四军驻上杭留守分处负责人。1940年9月30日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枪杀。
  雷炅,福建省上杭县人。1929年在家乡苏维埃政府任文书。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12月到新四军工作。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的《福建新四军人物传》介绍,雷炅曾任新四军参谋处作战科科长。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也有土家族蒙古族和回族
  新四军有两位土家族将领。一位是廖汉生,湖南省桑植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在八路军工作。1944年6月随八路军南下支队赴华南,途经鄂豫边区时,正值新四军第五师决定开辟以洪湖为中心的新根据地,便将洪湖赤卫队出身的廖汉生留下,任第五师襄南军分区政治委员。廖汉生后来历任党政军重要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另一位土家族将领彭飞,湖南省永顺县人。1934年参加红军。1940年随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下华中。在这支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以后,彭飞历任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海边支队支队长,团长。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任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新四军也有一位回族将领,这就是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刘瑞方。他是天津市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参加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游击支队扩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和第四师以后,一直在这个部队工作,历任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卫生部政治委员。解放战争中开始做宣传工作,曾任西北军区的文化部长、宣传部长。后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教育长兼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
  蒙古族的陈其五,经历和刘瑞方相近。他是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人。同样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同样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六支队和第四师工作,历任政治协理员,团政治委员,萧县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后任第四师的宣传部长兼《拂晓报》社长。从此一直做宣传工作,历任华中军区、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调离军队,任华东军政委员教育部第一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
  经历特殊的藏族和朝鲜族将士
  1935年8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四川省阿坝地区的靖化县(今金川县)时,17岁的藏族青年协饶登珠决心跟着红军走,并改名杨东生。1938年杨东生从陕北调到新四军,在游击支队、第六支队和第四师历任青年干事,政治指导员,电台报务员,电台队长,淮南情报总站政治教导员。这位在红军和新四军锻炼成长的藏族战士,1950年随军进西藏,后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新四军创建的华中抗日根据地,1944年1月成立了朝鲜独立同盟华中分盟和朝鲜义勇军华中支队,其成员大多是从侵华日军投奔过来的朝鲜反战义士。他们是和新四军并肩战斗的外国友人。也有一些朝鲜人,早年就来到中国,以朝鲜族的身份参加中国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这样的朝鲜族有王信虎和程叶文。
  王信虎,原名金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来中国。1937年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10月随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华中,历任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司令部作战训练科副科长、科长,团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教育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第三师进军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朝鲜支队支队长。1948年返回朝鲜,曾任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军团长,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1950年12月成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由彭德怀任司令员,金雄任副司令员。
  程叶文,原名金成甲。原籍朝鲜咸镜北道。1929年来中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今北京市)和上海参加革命活动。1939年春到新四军。历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秘书,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中共海门中心县委敌军工作部部长,苏中军区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他一直留在中国,长期做敌军工作。1982年7月28日在南京逝世。
  我没有发现新四军中有瑶族,但是有一位瑶族将领是这篇文章应该提到的,这就是1980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主持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江华。江华原名虞上聪,湖南省江华县(1955年以后为江华瑶族自治县)人。1939年9月他化名黄春圃,任八路军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和新四军一同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6月苏皖纵队撤销,所辖陇海南进支队和第一团留在皖东北,后来编入新四军第九旅。江华奉调北返山东,但他在皖东北期间是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这是一个主要由新四军将领张爱萍、刘瑞龙等组成的机构。
  新四军这些少数民族将士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各民族历来亲密团结,风雨同舟,为祖国的独立、解放、富强而共同奋斗。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火的淬炼,在他们中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国治军和从事民族工作的人才,这是我们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许多少数民族将士牺牲在战场,他们是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献身,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