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团战友朴绫子

朴绫子是我少年时期的朝鲜战友，结识于抗美援朝战争中。如今人们在我家客厅看到的两个中国人民志愿军小战士合影——军帽下露着同样的两把小刷子，左胸前佩着同样的志愿军符号——就是我俩在战火纷飞的朝鲜以密林为背景拍摄的。这件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当年的战场随军记者摄赠。
　　1951年冬，我离开东北黑山十九兵团留守处，从安东(今丹东)乘卡车过江入朝。东北的冬天比我的老家陕西冷，朝鲜的冬天又比东北冷，乘敞篷卡车夜里更冷(手脚冻僵动弹不得，小解全靠老同志把我抱下车)。可是到了目的地，当我背起自己背包，在我们团住的大山沟，沿着崎岖的山路向上爬时，不久就又大汗淋漓了。正当我气喘吁吁，想找棵树靠一靠，稍事歇息时，突然跑来一人，紧紧抱住我，不免使我深感意外，当我看清楚也是一位女军人时，我背上的背包已扛在她的肩上了，还亲切搀扶着我。此时我的内心涌起深深的感激之情！不过我非常奇怪，这位素不相识的女军人是谁呢？
　　直到她自报家门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就是我在留守处上学时就听说过多次的朴绫子，回国出差的同志都对我描绘过她!晨曦中，我细细端详她，发现她确如大家所说：面孔白里透红，一笑有两个小酒窝，眼睛又大又亮，说起话来嘴巴很甜。她比我年长两岁，大家曾叮嘱我一定要管她叫姐姐。但在行军中，我与她比了比个头，她并不比我高，所以姐姐二字就一直没叫出口，后来也始终直呼其名。不过，她倒常常以姐姐自许，喜欢对我加以管束。特别是我跟她学会了一些朝语，她跟北京参军的同志学了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我俩之间的语言交流没困难了，她更是喜欢对我指指点点了。大家说她很精的，已经懂事了；说我傻乎乎的，还糊涂着呢!我自幼父母双亡，没养成卫生习惯，常会不梳头，不洗脸；练完功，从军装口袋里掏出炊事班老班长特意留给我的饭锅巴，总是不停地往嘴里塞，有滋有味地大嚼。她看到我这副样子，总会催我梳头、洗脸，嘱我细嚼慢咽。
　　绫子告诉我，她出生在黑龙江的穆棱，母亲是中国人，她的名字得自棱字的谐音。父亲是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朝共党员。母亲去世后，她与奶奶相依为命，一起跟父亲到了汉城。父亲在从事地下活动时被捕，判了死刑，经多方营救，逃出虎口，去了釜山。在父亲被捕后没几天，她和奶奶也被捕入狱，吃了不少苦。不久奶奶去世，她只好到姑姑家带孩子。我军打汉城时，姑姑叫绫子一起南逃，她转而向北，途中遇上我们部队，便收留她参了军。
　　汉城，我们得而复失，仗打得很苦，同志们身上只剩下一件大衣一件雨衣。后勤给养跟不上，绫子和先入朝的同志一样，都没有棉被，睡觉只有盖棉大衣（垫稻草，枕棉帽）。我入朝是带了棉被的，绫子就一直与我共用。我俩同钻一个被窝，两个人的热量相加，天气再冷也睡得暖暖和和的!
　　绫子因为是国际友人，我是因为年纪最小（1950年，11岁参军），张洪轩老团长就怕我俩受委屈，处处都护着我们。我俩处处都受到从上到下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和爱护。祖国慰问团赠送“最可爱的人”的糖果，大家把自己的一份也都给了我俩。傅崇碧军长和龙道泉政委有点什么好吃的总惦记着我们。有一次款待驻地黄海道客人，首长们特地把我俩找了去解馋；本来是由专司其职的联络员跟随左右的，但在吃饭的时候也每每由绫子代劳。绫子平时就很用心学汉语，天天在小本上记单词，日积月累掌握词汇很多，翻译起来绘声绘色很讨人喜欢。军首长回国开会带她去了北京，还给她买了手表，她口口声声对我说北京真好!北京真美！眉飞色舞的神气真令人羡慕。路扬主任回国开会，特意为我俩一人买了一件苏联花布做的、特别漂亮的花衬衣，还给我俩各买了一双花袜子和一条花手绢。这三样东西，在今天似乎算不了什么，但在实行供给制的当年，又在“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朝鲜，对于像我这样长了那么大还没见过那么漂亮的花衬衣、花袜子、花手绢的人说来，简直就是“天大的喜事”！当然绫子也高兴得不得了。
　　在朝鲜战场，绫子和我同台演了不少节目。朝鲜传统民间舞《草立童》，是她的保留节目。她每场必演，每演必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十分动人!绫子除了和敏坤分别担任独舞外，也和我一起参加了群舞《乌克兰舞》、《鞑靼舞》、《土里亚克舞》等苏联舞蹈的演出，还参加了《电话兵舞》的演出。在这个节目里，我俩女扮男装，分别饰演了冒着枪林弹雨放线收线的电话兵战士。
　　1953年初，部队移防西海岸，我们文工团代表军党委和军首长去前沿进行慰问演出。两匹骡子驮着公用的演出物品和女同志的背包。男同志背包都是自己背着。绫子和我则只须带上自己演出用的服装包和长筒靴，分别挂在一根棍子的两头，扛在肩上；再往头顶扣上个树枝扎的防空圈，就上路了。到了目的地，早晨演完了一场，紧接着行军几十里地后，下午再演一场。连续演出了两个多月，跑遍了前沿阵地上的一八九师和一八八师所有部队。有一天中午，行军路上遇到敌机轰炸村庄，炸弹从高处扔下来，一串串像黑鸡蛋，我十分好奇只顾站着看；班长建文大声命令“小茹子快卧倒!”我还没反应过来，绫子已火急火燎地把我摁倒在路旁沟里……有一次，头天夜里我们赶到指定地点，绫子和我还有其他同志一起，在山脚下老乡的窝棚里挤了一宿，等到天刚蒙蒙亮就急速跑过炮火封锁区。到达演出地点时天已大亮，部队早已在树林山坡上挖了土台子，挂好雨布。我们刚给看第一场演出的部队演完，敌人飞机突然呼啸而来，顺着山沟反复俯冲而下。绫子和我紧贴着山坡卧倒，清清楚楚看到了美国飞机驾驶员透过机窗玻璃向外偷窥，从我们头上轰鸣而过。敌机过后，我们紧接着为第二场看演出的部队演出。演完后立即转移，抓紧时机，通过炮火封锁区，赶到新的演出点。我们按原路刚刚返回到安全地带，就听到身后炮声隆隆响成一片!只见封锁区内山头已打红了。
　　1953年7月这一天，朝鲜停战协定生效，双方实施停火。再也不必灯火管制了!再也不用防空防炮了!绫子和我一起欢呼!当晚一起朝天上打手电筒!一起数那行驶在盘山路上我军军车闪亮的车灯！
　　部队要回国，我希望绫子和我们一起走，因为她没有家没有亲人，志愿军就是她的家，我们就是她的亲人。她曾说我是她唯一的妹妹，永远不会离开我。可是当我动员她跟我们一起离朝回国时，她却坚决表示不能离开她的祖国朝鲜。她一定要留下来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我很佩服她。我把珍藏的唯一的一条红领巾，郑重赠她作纪念，她抱着我又哭了——我俩只顾紧紧抱着，哽咽得连一句互道珍重的话也说不出……
　　为了保障绫子在朝的生活费用，龙政委批了一些钱给她，又批了好几匹棉布给她。她同联络部的朝鲜同志一起离开我们军时，紧紧抓着我的手，久久不放，眼泪汪汪一步三回头！
　　1953年秋，送走了绫子，国庆节前我们回到了祖国。从此一别，音讯全无。
　　1975年夏，我爱人访朝，行前我再三要他一定想法找到绫子。他一到平壤就通过朝方翻译，向全程陪同的金勇男提出此事，几经周折才找到绫子。她并不认识我爱人，但当她看到了我们的“全家福”照片时，热泪夺眶而出，哽咽良久，惊喜、激动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她以渴求的话语，询问了我的情况，我们家的情况，我们军好多人的情况，还特别忙不迭地问道：“傅崇碧军长好吗?龙道泉政委好吗?杜珏华参谋长好吗?路扬主任好吗?”我爱人每问必答：“很好！很好！都很惦记你！都叮嘱我一定要找到你!”她听了泪流满面，悲喜交加。
　　我俩阔别40年之后，绫子终于在1993年春来到北京!是我们部队的一位将军老金(抗美援朝时我们军的联络员)全程陪同她，多方打听才找到我们干休所的。40年的风风雨雨，使她脸上的红润失去了许多，显得比我们这些同龄人更苍老些。她这次来中国，虽然日程安排很紧，但她一一看望了在京的老首长傅崇碧、杜珏华、路扬、张映辉、张德斌、李西恒等同志，也看望了我们团的老领导张洪轩、陈庚、高加林等同志，她还参加了我们部队一年一度的老同志聚会。
　　绫子这次在我们家和我同睡一张床的时间，比当年我俩在朝鲜战场同盖一床被的时间少多了！我有许多话要对她说，有许多事想问她，结果都顾不上说，来不及问。她每次外出回我家，必会站在客厅我俩的照片前注视，沉思良久，喃喃自语：“太好了!太好了!”照片虽然是黑白的，却记下了我俩最有光彩的年华，不论对她对我，那段充满了血与火也充满了友爱、真诚和温馨的生活，都是永生难忘的!为了送她这张照片，我一次次往街上跑，选了照相馆放大，再选满意的镜框给她配上装好；绫子把它严严实实包在被子里，连同我送她的电热器一起带回去。她很动感情地说，回家也要把这张照片挂起来！
　　绫子这次离开我们，更加难舍难分——在北京站，她满含热泪抱着我不放，我心里也是酸酸的，不知该说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