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丹阳集训几个问题的探讨

　　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的时候，报纸电台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和讲话，全面重温了我党、我军1949年4-5月进驻丹阳期间的重要活动，这对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事实，起了很好作用。作为当年随军南下参加丹阳集训的一分子，参加解放接管上海的一名干部，我总感到有些美中不足，有些叙述不够准确，不够完整，有的与事实不符，以讹传讹。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写好这段历史，我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供有关人士研究探讨。
　　关于干部战士学习入城政策、纪律是从何时开始的？
　　        不少人认为是从丹阳集训开始的。我对丹阳“集训”这个词并不完全赞同，因当时文件及领导讲话，似乎没有专门用过“集训”这个词，更多的是“学习、教育”这样的表述。实际上，干部战士学习入城政策、纪律，早在1948年解放济南、徐州以后就开始了。拿我所在的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来说，早在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学习就开始了，以后一路行军，一路学习《城市政策汇编》上下册，听领导同志关于入城纪律及注意事项的辅导。1949年5月1日到丹阳后，我们一支队同志大多编入政务接管委员会系统所属单位，再参加丹阳集训。其他如财经干部队伍，在青州出发前就开始学习入城政策、纪律，公安干部队伍在济南解放后也开始学习，军事部门的干部、战士学习时间可能更早，只有文教系统干部到丹阳后才开始学习。丹阳集训是根据上海的形势及干部思想状况，更加全面系统地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政策及纪律教育，这对解放接管上海的巨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不能忽视或否定各系统从1948年至1949年南下丹阳以前较长时间的学习成果。
　　1949年5月10日在丹阳听陈毅报告有多少人？
　　对于那天报告的时间，有上午和下午两种说法，在我的记忆中是上午。对于听报告者有多少人，《档案春秋》2009年第六期说：“5月10日在丹阳城南大王庙开了一次大会，屋内坐满了集训的县团级干部，陈毅身穿军装，打着绑腿在做报告。”这和我的记忆吻合。一位学者在电视台介绍接管上海情况时，提到听报告者有几千人。实际上，大王庙屋内地方不大，怎么能容纳下几千人呢？后来，我查到沈北禾同志的回忆录，里面明确记述“5月10日，可容纳三四百人的大王庙，听报告者都是高级的部队和接管干部。”沈北禾在那次会上还做了记录。记录全文，现存上海市档案馆，成了珍贵文物。沈北禾同志解放上海后任人民政府秘书室主任。我相信，他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
　　陈毅在丹阳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哪一天？
　　我查了许多权威书籍及相关大事记，对此均没有记载。但夏衍同志的《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话，给我们提供一条新线索。他说，他和潘汉年等人于1949年5月23日傍晚从北平赶到丹阳，“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了舒同，他是三野的政治部主任，内定华东局宣传部长……谈了约一小时。潘汉年派人来通知，要我立刻到陈毅同志处。我赶到，已有几个人拿着笔记本在听陈毅、潘汉年的讲话，这几个人我不认识，大家的神情很严肃。我迟疑了一下，陈毅指着旁边的座位，要我坐下，对我说，我们谈的和你没有关系，可是听听也可以。我很拘束地坐在旁边。听他讲的是入城纪律的问题，如一切要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不懂的事情不准乱动之类。最后一句话是，这方面的事，一律听潘副市长的指示。”从夏衍的回忆看，这次陈毅和一些干部谈话似乎不是什么正式会议，但《潘汉年传奇》上却明确记载：这天参加会议有各条战线的负责人，应是一次正式的比较大型的会议，会议内容与夏衍回忆基本一致。
　　根据我的记忆，1949年5月24日晚上，在陈毅住的丹阳戴家花园内，确实开过一次接管干部会议。先由周林说明会议要求，接着他就请陈毅市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讲话。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任命的上海市军事管制会及上海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名单，接着又宣布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任命的军管会及市政府各系统、各单位负责人名单。这时，他向到会同志介绍潘汉年副市长并嘱咐大家：重要事情，要请示报告，接管工作的问题，要向潘副市长请示。他再一次要求所有接管人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各项政策纪律。这时，他用手摸了一下新理过发的光头说：“我们要漂漂亮亮进上海。”到会者对陈毅这个“双关语”心知肚明，即不仅要头发漂亮，主要的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纪律上、作风上都要漂漂亮亮，给上海人民一个好的见面礼。那天到会的除军管会各系统主要干部100多人出席外，各市区的接管会的主任也出席，我因当时任市区接管大队的组织秘书，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所以，此后我写的进军上海这段历史，都记述了这次会议，还在《陈毅》纪录片中讲过这次会议一些内容。我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所以我把夏衍、潘汉年回忆录中一些内容，详细转述。尽管我与他们的回忆在时间上有差别，但都证明，这次会议确实开过的。我希望有关党史、军史部门，认真研究核实后，把这次重要会议补上。
　　陈毅在丹阳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哪一天？
　　陈毅哪一天从丹阳出发前往上海的？
　　《档案春秋》2009年第四期载文说：“5月24日午饭后，丹阳空前热闹，数以千计的干部在动员会后，随即自动起来有秩序地向火车站开去。”我估计此文根据还是夏衍《懒寻旧梦录》中一句话，“陈毅说，今天下午要向上海进军”。夏衍说的“今天下午”，就是1949年5月24日。如前所述，陈毅5月24日晚上还在戴家花园召开主要干部会议，怎么可能下午就出发去上海呢？对此，许多文献大事记都明确记载，陈毅是5月25日前往上海的。我这里只引《陈毅年谱》的记述为证：“5月25日傍晚，（陈毅）和饶漱石由丹阳乘火车至苏州。本拟在苏州宿营，后从粟裕汇报中得知沪敌汤恩伯、陈大庆等均已撤离吴淞，其殿后部队指挥官刘昌义正与我前线部队第二十七军接洽投诚，遂继续东去，拟进至南翔宿营。并面嘱粟裕，给尚在丹阳的邓小平发一电报，请他率华东局机关及接管人员，于次日晚乘车直开南翔或直达上海西站，至圣约翰大学或交通大学与他们会合。”这段记录与的我记忆一致。我们25日傍晚欢送陈毅离丹阳，26日傍晚，我们一大批接管干部随邓小平离开丹阳，27日晨到达南翔，参加各条战线的接管工作。
　　解放军进上海不住民房睡马路是什么人最先提出的？
　　我看到上海一家报纸大标题是《他建议解放军进上海不住民房》，另一篇文章小标题是“解放军睡马路背后的故事”，两篇文章都提到解放军进上海不住民房睡马路，是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盛丕华提出的建议。事实真是如此吗？我查了盛丕华传记材料，确实他向中央提出过这个建议，但时间是1949年4月15日。而三野早在大军渡江前的4月1日已经公布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其中就有一条明确规定，进上海后“不住民房店铺”，提出并坚持一定要写这一条的不是别人，而是三野司令员陈毅同志。根据《陈毅年谱》记述，他认为历来军队进城，住入民宅干好事的不多。所以在1949年2月，三野司令部驻在贾汪时，他亲自找城市政策组的曹漫之，要他起草三野的入城公约及守则的文件，再三嘱咐要写入“不入民宅”这一条。此文件草稿在讨论时曾引起很大争议，但陈毅坚持这一条一定要写进去，“天王老子也不能改”。这个文件经总前委讨论同意报中央批准，于1949年4月1日公布执行。根据上述史实及曹漫之过去和我谈话内容，我写了一篇《解放军睡马路的幕后故事》在《上海滩》杂志发表，并经《解放日报》转载，改名为《上海解放时陈毅的一份见面礼》。明眼人一看便知，解放军进上海不住民房睡马路，发明人是陈毅而不是盛丕华。当然盛丕华当年确提过，中央194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可能吸收了他的建议。但在时间上看，是在三野颁布不入民宅有关文件的一个半月之后。事情本来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不料我的文章发表后，“半路上杀出一位程咬金”，他指责我写的文章违背史实，说陈毅当年根本不认识年轻干部曹漫之，何来要他起草文件？并举出陈毅后来给曹漫之的诗“并世不谋面，文藻实我师”为证。其实，这是陈毅在上海解放后参观鲁迅纪念馆后的题诗。对于这样的“张冠李戴”的指责，我只能耐性地引经据典地加以回复，并谢谢他对我的关心，但愿以后此事不要再以误传讹。
　　以上几个问题，我的见闻不一定完全正确。为了准确地写好党史、军史、地方史，所以不揣冒昧，把一管之见写出来，其目的是希望有关部门加以重视，并加以核实补正，也希望当年参加解放、接管上海的老同志及专家学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