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作者说明：《上海滩》杂志2013年第一期上刊登了丁培庆同志撰写的《在柯老身边》。此文写得亲切实在，很感人。

我1956年从上海总工会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在柯庆施和市委书记处周围工作。1965年，柯老在成都疗养期间因患急性胰腺炎去世。柯老在上海工作期间，全心全意、严肃认真，为加强党的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辞说，柯庆施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地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小平同志还强调指出，柯庆施同志在工作中坚持发扬艰苦朴素，严肃认真，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值得大家学习。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对柯庆施在上海工作期间的一些过错和失误提出批评。当时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柯老在贯彻执行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差，给工作带来损失。尽管有当时一定历史因素，但总结经验，对他作出批评是正常的；问题是，前一段时间里，在若干书报刊物上不断出现一些严重歪曲事实，妄加诋毁，甚至恶意中伤，罗织罪名的文章，有的还把他同林彪、“四人帮”扯在一起，这就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和为人的道德准则。

前些年，市委党史研究室同志约我写了篇回忆柯老的材料。我如实写了一篇《记柯老》的文章，刊在我写的回忆录《鸿雪旧痕录续篇》中。现应《大江南北》杂志之约，将此文略加调整、补充，予以发表，并另加了一个标题，原题作为副题。

重视调查研究，注重了解实情

我刚调到市委时，市委正在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精神，筹备召开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柯老带领市委一班人，对上海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充分调查。他亲自主持分别召开各个工业局局长会议，听取汇报，进行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这次大会制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上海工业方针。在此之前，由于上海地处沿海，国际局势紧张，上海的建设是紧缩还是发展，一直没有定下来。国家在“五一”期间重点建设的156个项目，上海一个也没有。这一正确方针的确定，扭转了1950年代国家大规模建设初期几年内上海经济徘徊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困境，调动了全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不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使这一方针得到更好贯彻执行。后来尽管受“大跃进”的干扰，但总的来说，这一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深刻改变了上海经济社会的面貌，不仅使上海原有的工业基础得到充分利用，而且经过调整、改组，进而提出促使上海工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的一系列举措，至1965年，在全市建立起一批大型骨干企业、一批工业区和卫星城镇，加强了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建设，抓紧重点科技项目的开发，研制出一系列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为上海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落实“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柯老认为上海原有的郊区地域太小，不适应上海的发展。为此，他积极建议将江苏松江专区的9个县和南通专区的崇明县划给上海。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江苏的10个县划入上海后，柯老对郊县工作十分重视。1958年，他从市委办公厅和市委机关各部委抽调一批干部，成立农村组。每县各去3～5人，共四五十人。他要求这些干部分别深入公社、生产队，与社员一起劳动生活，在基层第一线进行调查。他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及时掌握基层执行党的政策情况和社员生产、生活状况。当时刚从江苏划进上海市地域的郊县在公社化初期曾发生过严重的共产风、浮夸风，柯老在掌握情况后，及时纠正。县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知道柯老了解不少基层的第一手情况，所以来到市委开会时都认真准备，很少讲空话、套话。1960年间，在一次会议上，柯老问一位公社党委书记：社员吃粮有没有困难？这位书记回答：有困难，但已帮助解决。柯老当即指出：你们那里有些生产队社员还在用胡萝卜充饥，喝酱油汤，你知道吗？就在会上柯老当场决定调拨粮食去帮助缺粮社队解决困难。
我来办公厅不久，柯老即要办公厅创办一份不同于仅是党内文件汇编的党刊。他强调指出，这份刊物要及时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如实反映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见和工作经验，沟通与各级干部思想与工作的联系，对党员干部中的错误思想、不良作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刊物定名为《党的工作》。刊物出版后，很受党员干部的欢迎，发行量高达10万份，均由党员干部自费订阅。读者积极向党刊反映情况和问题，每月来信来稿多达上千件。党刊编辑室从中选择若干，编印成《未及发表的信稿》（每周二三期），作为内部情况印发给书记、常委。柯老对此十分重视，每期必阅，并在一些重要信稿上作出批示。

反对大轰大嗡，尽力保障群众生活

“大跃进”开始时，柯老在上海也是很积极的，曾组织万人检查团来推动，提出要“跃进再跃进”口号，因而也出现一些指标过高、战线过长、要求过急的状况。但他不久头脑就冷静下来，不赞成当时大轰大嗡的“浮夸风”。有一次，他的政治秘书看到报上登载河南小麦亩产高达1800斤，建议在上海也放颗卫星。柯老说你可不要随便相信他们说的。他还要办公厅通知《解放日报》、《文汇报》，对放亩产高产卫星的消息，不要随便见报。

我在同党刊编辑室讨论工作时，看到报纸上宣传大炼钢铁，搞得热火朝天，认为我们党刊也应该跟上，免得“落后于形势”，就在党刊上头版头条刊登这方面的报道。柯老看到后，很快把我找去批评说：“报纸上这么宣传还不够，还要你党刊来‘凑热闹’吗？”我领会他的意思，后来在党刊上报道了一些注意热中要冷，不要过分疲劳群众，反对强迫命令等信稿，柯老看后，予以首肯。

柯老十分重视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改进企业管理，苦干加巧干，实现真的跃进。他要办公厅组织干部到江南造船厂、上海第一钢铁厂、铜仁合金厂、永鑫无缝钢管厂等八个单位，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陆续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树立起“八面红旗”。柯老还要办公厅收集工人搞技术革新小故事，印成小册子发下去。

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和自然灾害的严重，全国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全市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极度困难。柯老和市委、市府领导集中精力，采取各种措施，如增加日用品生产、去各地调运粮食、组织力量到原材料产地帮助生产、扩大副食品生产基地等一系列措施，竭尽一切努力度过了难关。

对干部严格要求，注重党风建设

柯老认为建设好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为全国作贡献，需要一支坚强的党的干部队伍。他强调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要从严治党。

我调到市委前在上海市总工会工作。柯老来上海不久曾找“上总”几位领导去他家中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社会上很有威信。你们担子特别重，一定要老老实实，谦虚谨慎，联系群众，为群众办事。你们现在要防止背上三个“包袱”，这就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上海有百万工人阶级队伍”、“上海工人阶级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你们一定要放下这三个包袱，扎实工作，千万不要忘乎所以。

他要求在党刊《党的工作》上对干部中的错误思想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在干部中影响很大。许多同志认为《党的工作》每期都有批评稿件，打开党刊就感到一种“压力”，有现实教育意义。七千人大会期间，在“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空气下，有些区县领导在小组会上指责《党的工作》发表一些批评稿子是在“打棍子”，使干部队伍心情不舒畅。我作为上海代表团的成员，先后在两次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了检查和说明。柯老得悉后，特地找我去问究竟。我回答说，党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市委决定的方针，这个方针一定要坚持。至于批评中有错误，是我们工作中的问题，一定要检查改正。他表示赞成，说这样就好。

柯老对一些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的差错，有时在大会、小会上当面批评。“大跃进”初期，有一个区的区委书记提出要取消区委书记的称号，改称一号、二号服务员。他得悉后，就及时在大会上批评制止。他看到《劳动报》刊登上海总工会关于三年内消灭职工中文盲的决定后，也在大会上对“上总”不作深入调查研究，草率发布决定的官僚作风进行批评。柯老对粮食生产非常重视，他得悉市府有关局要去青浦淀山湖畔占用耕地搞绿化后，很不赞成，在一次会上还对分管的副市长和有关局长提出批评，并调侃说：“你们随随便便将粮田改种树木，将来你们不吃粮食吃树叶好了。”

柯老对干部严格要求，批评时往往疾言厉色，不留情面，事先也缺少沟通，有些批评也有过头之处。不少干部反映对柯老有点怕。但他的批评主要是为了把工作搞好。有一位商业局局长，工作十分努力，又肯动脑筋，柯老对他很信任。但因经济困难时期市场供应方面的问题成堆，常常遭到柯老的批评。旁人为他感到委屈，他却说：“大家怕柯老批评，我不怕。我知道他的心，是为了把工作搞好么！”在反右派斗争中，上海也错误地打击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但是在新闻、科技、外事等部门，柯老还是保护了一批人。我只说一件事，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的主要负责人在整风鸣放期间，擅自把报头旁刊用的“全世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删去。在反右运动开始后，总工会党组及市委机关党委许多同志提出将他划为右派，市委一直不批。一天市委组织部部长找我说：“下面认为，这样的人都不划右派，就没有人可划了。”我告诉他“这是柯老决定的”。他就没有再提了。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反对特殊化

柯老生活俭朴，公私界限分明。招待来客，都按规定办事，不属公务的，都自己掏钱。市委及各部委领导干部到外地公出，当地宴请、招待十分周到。而这些地区领导干部来上海时，只能按规定接待。市委及各部委领导干部觉得难为情，曾向办公厅提出对等接待，柯老坚决不同意。

1960年的一天，柯老向我提出要查一查他家里副食品供应的账目，看有没有搞特殊化。当时，书记家用的副食品均由指定商店供应。我查明后向他汇报：猪肉均按肉票供应；鱼由办公厅到郊区淀山湖等处打捞，书记家中也照分。但是，鸡、鸭、猪内脏等没有规定凭票的副食品，在供应上就放宽些。他说，领导干部搞特殊化，脱离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尤其要注意，切切不要“帮倒忙”。

市委一部分领导干部宿舍在华山路海格大楼（现改为静安宾馆）。1957年，柯老决定将其改为市委办公楼，住户全部迁往淮海中路一座公寓里。1958年，毛泽东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后，他积极响应，并决定从他开始，领导干部要统统迁到工人住宅区。他要许建国书记带办公厅干部到全市去寻找刚建成而尚未分配的工人新村。最后只找到东庙新村（现东安新村）一处。柯老就决定市委领导干部带头住进去，从而带动了市委、市府一批领导干部的大搬迁。这样雷厉风行的做法，也引起一些同志的不满。后来市委在康平路建立办公楼，书记们才搬到办公楼前面一排两层楼房去住。这些楼房层面比较低，房间较小，夏天很闷热。办公厅准备加以改造，他坚决不同意。1964年，办公厅趁他到北京开会时，才抓紧修了一下。

1955~1956年间，机关中一度盛行举办周末舞会，后来发展到广发舞票，招引舞伴，很杂很乱。柯老认为这种风气不好，要刹住。当时一些干部对此不理解。柯老说，旧上海社会风气奢靡。我们共产党干部应该倡导新风，机关盛行舞风，对社会影响不好。一次他从简报上看到一个区的工人俱乐部大楼上举行舞会，把楼板跳塌了，还伤了人。他找我去说：你以前在工会当过文教部长，这件事你也是有责任的！

他对农村社会风气也很关注。一次，一位公社党委书记汇报中说，农村中有一些巫婆在搞封建迷信，蛊惑欺骗社员，影响很坏。郊县习称巫婆为“师娘”，这位书记在汇报时也是“师娘”长“师娘”短的。柯老说农村党组织应该抓住这件事，在社员中进行教育，坚决刹住歪风。他又调侃说：你们到现在还把巫婆尊之为“师娘”，难道在思想上还没有划清界限？

柯庆施同志坚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雷厉风行，身体力行，尽管有些方面有过头的地方，但对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建立起一支好的干部队伍是有意义的。

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2009年出版的由夏征农，陈至立任主编的《辞海》第六版在《柯庆施》辞目中称他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认为这个光荣称号柯老是当之无愧的。

《辞海》第六版《柯庆施》辞目图文
柯庆施（1902~1965）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安徽歙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0~1936年，在上海、南京、武汉、安徽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兵运工作，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石家庄市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