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后，党的工作仍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为中心。时过不久，一个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策略自共产国际传达至中共中央，这就是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行国共合作的策略。这个国共党内合作策略的倡导者和积极贯彻的主要推手，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任正式代表马林。
马林，本名亨克·斯内夫利特， 1920年后常用名“马林”，而为中国人所熟知。马林1883年出生于荷兰，青年时即投身工人运动，曾任荷兰铁路电车工人联合会主席。1913年马林前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工作直至1918年底被殖民当局驱逐出境，期间他积极参加印尼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并努力通过民族主义组织发展社会主义运动。1920年7月，马林以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被指定为以列宁为首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参与了共产国际《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的制定。鉴于马林有长期在殖民地开展工作的经历，1920年8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马林为驻远东代表，联系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办事处。
1921年4月，马林经由意大利威尼斯乘船来到中国，6月3日抵达上海。马林到上海后，化名安德莱森，以日本东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的身份开展工作。差不多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也到了上海。他肩负的使命是帮助初具规模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在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共产国际代表与上海中共早期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会后，马林又帮助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参与制定了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
1921年12月10日，马林启程前往桂林，中共派张太雷任翻译随行。途经武汉、长沙时，马林分别会见了当地的共产党组织成员并与进步青年学生座谈。
12月下旬，马林抵达桂林，与孙中山及国民党要员胡汉民、许崇智等进行了会谈，双方介绍了各自的情况和政治主张，并讨论了国民党与苏俄建立正式联系的问题。在会谈中，马林向孙中山强调了开展群众运动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还以自己曾经参加过的爪哇民族主义群众团体“伊斯兰联盟”的发展过程（即社会主义者通过加入该组织推动宣传工作）来强调说明这一点。孙中山颇受启发，因为这种新颖的联合形式既便于控制新生的政治势力，又能为母体增添活力。
1922年1月初，马林前往广州拜访国民党的实权派陈炯明和其他一些要员，以进一步了解国民党各派系的政策主张、组织状况等情况。恰在此时，数万香港海员举行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纷纷回到广州，一时间广州弥漫着马林所熟悉的大规模工人运动的气氛。马林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为中国工人阶级表现出的阶级觉悟而欢呼，也对广州国民党组织支持并参与领导罢工而感兴趣。
华南之行使马林对国民党得出了以下看法：
1，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起主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不少人接触过社会主义，对俄国革命和红军的组织表示极大的兴趣）、华侨（资产阶级分子）、士兵、工人。香港海员罢工证明国民党与工人组织有真正的联系，国民党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士兵和工人的党”。
2，国民党党纲的主要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其中条款容易为各种派别包括社会主义者所接受。
3，孙中山是 “有战斗性”的民族主义者，孙中山及部分国民党领导人都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他们不反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1922年3月上旬，马林回到上海，稍事调整，即赶赴北京向苏俄使团汇报工作，建议苏俄在广州设立外交代表机构。4月，马林返回上海准备去苏俄复命。在此期间，马林会见陈独秀，正式提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1，中共应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到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2，共产党在广州可以公开活动，因此中共中央机构应移往广州。马林认为，弱小的中共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则其开展工作的前景是暗淡的。
马林的建议几乎立即被中共中央拒绝。4月6日，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维经斯基，陈述了反对马林建议的六条理由，指出国民党的宗旨、政策、党纲、党内现状、党的传统等各方面都与中共截然不同，加入国民党对中共发展极为不利。
1922年7月，马林回到莫斯科。7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会议听取并讨论马林提交的关于中国政治情况的报告。马林在报告中分析了国民党的阶级性质、政治倾向，但过高地评价了国民党及其与工人运动的联系。马林再次建议在广州建立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机构，因为广州是远东唯一不需打扰当局就可以建立常设代表机构的城市。
7月18日，共产国际再次任命马林为驻中国代表，负责与中共中央联系并代表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合作。同日维经斯基起草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命令》：“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利普同志（马林的化名）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该命令用打字机打印在马林的衬衣上）8月，马林抵达上海。
马林离返上海之际，中共中央一再接获来自共产国际要求联合国民党的讯息。参加远东各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回国的中共代表，传达了列宁希望国共两党合作开展革命运动的要求。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中国现阶段革命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共应主动联合和援助属于民主派的国民党等进步党派，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但共产党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而是要保持共产党的旗帜，独立开展工人运动。这个方针显示出中共不愿举党加入国民党，而是要与国民党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
中共二大确认的方针，是符合共产国际《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决议》精神的，但却不是马林设想的国共合作方式。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与孙中山会谈时，孙中山明确表示，只接受中共整体加入国民党。这表明马林在印尼与民族主义团体合作的经验更符合孙中山的心意。
应马林的要求，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对全党加入国民党持强烈反对意见；李大钊持中立立场，认为各有利弊。马林力主所有共产党员无条件加入国民党，坚称这是实现国共合作唯一可行的步骤，并强调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已决定的政策。最后陈独秀表示尊重共产国际指令的权威性，会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后陈独秀、李大钊等即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国民党。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国民党各省负责人开会讨论改组国民党。9月6日，孙中山指定九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也位列其中。
1923年1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建立由维经斯基、马林等组成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并任命维经斯基、马林为出席中共三大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未履任）。
1923年1月底，马林第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一周后的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镇压，中国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
马林分析了这个结果后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实际力量和成熟程度尚不足以承担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只能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国民党来发展自己的力量。马林的观点此时为中共大部分领导人所接受，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说：“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5月1日，马林向孙中山转达了苏俄政府向国民党提供巨额资金和军事装备的决定。5月中旬孙中山接受了马林、陈独秀拟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这几件事表明苏俄、国民党、共产党三者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已经形成。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共产党员是否全体加入国民党”。马林、陈独秀坚决主张全体加入，并强调这是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由于二七惨案的影响，多数与会者都赞同马林、陈独秀的意见。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经过前后近两年的努力，马林设想的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被中共三大正式确定为党的阶段性路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