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你刊第四期发表了李家齐同志撰写的《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记柯老》，作为当时上海市委办公厅一室农村组的成员，我觉得很亲切，很实在。柯庆施同志作风深入，对工作抓得紧，抓得狠，真是“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1959年，中央为治理公社化、大跃进过程中发生的共产风（一平二调）、浮夸风和强迫命令等歪风，连续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1960年代初，中央又制定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调整人民公社的规模和管理层次。柯老认真加以贯彻，市委先后召开农村三级干部会、五级干部（连生产大队支部书记或大队长也参加）会，由他亲自作报告、宣讲中央文件。规模这么大，这在上海是从未有过的。为加强对郊区农村工作的领导，市委还从市里选调了近百名干部充实到县、社领导班子。在那些年里，他亲自下去蹲点调查研究，走访过的公社、大队有好多处，在郊区留下他的好多脚印，农村干部都亲昵地称他柯老。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至今挥之不去。
一
1959年10月，柯老决定从市委各委、办、局调集60名干部，在市委办公厅一室设立农村组。办公厅一室，实际上是市委书记处的秘书室，一共才十几个人，突然增加了这么多人，干什么呢？ 成立大会是在那时市委办公厅在东庙新村（现东安二村）的会议室召开的。本来是柯老要来布置任务的，恰逢他去北京开会，所以由一室主任方扬（后任办公厅副主任、市委副秘书长）主持安排。他将60 来人分成10个组，郊区10个县每县派去一个组，要求大家尽可能住到生产队或农民家里，目的是了解农村的真情。每个组向柯老、市委每周至少写一封信，每封信都要写亲眼看到的，听到的也可以，但要经调查核实。为此，市委已同各县委打好招呼，请他们配合安排，县委召开有关会议，请通知工作组同志参加，甚至列席县委常委会。方扬还说，柯老最怕发生农民断粮吃胡萝卜的事。
工作组来信日多，内容有轻重缓急，于是办公厅一室又专门铅印了一份《农村组来信》特刊。有一段时间，我就留在办公室专门编辑《农村组来信》。记得有一次，南汇工作组同志听说坦直公社有一个生产队，好几家社员已没有粮食，连吃了几天胡萝卜和黄花菜。他们立即赶去调查，揭了人家的锅盖，摸了人家的米甏，都是空空的，并查清了有多少户是这种情况，有多少户还可吃一星期、十天或一个月的。总之，情况很危急。柯老得知后先电告县委请粮食局去解决，并接着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要各县复查一下征购过头粮的情况，有一处就要退还一处。有一次，金山县有几个生产队发生农民卖过头粮的情况，柯老亲自去该县开干部大会加以纠正。
二
1961年，中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柯老去嘉定县徐行公社蹲点调查研究，同去的有《解放日报》《文汇报》《青年报》的一些同志。我同嘉定县工作组的同志先去了徐行。起先住在嘉定县的大招待所——迎园饭店，柯老说，住这个地方谁会来串门呀？所以都搬到了徐行，分别住在红星、新民、小庙三个大队的生产队里。
那时虽然已是中央两次郑州会议开过以后，公社化、大跃进的大轰大嗡的局面已经过去，但柯老最担心的还是浮夸和瞎指挥等的遗风。徐行公社是个粮棉高产公社，又有黄草编结、养猪、养蚌珠等副业生产。那里有一位种小麦平均亩产达到六七百斤的劳动模范季德章，把小麦种得与单季晚稻的产量不相上下，实在不简单。但那时小麦已收割完毕，田头看不见了，长得什么模样也不清楚。于是，我们有一天悄悄地去小庙大队，寻找他们小麦脱粒后堆着的麦秆垛。终于找到了一堆，抽出几株麦秆看了一下，那麦秆确实粗壮又肥硕，脱了麦粒的穗头又长又大，这让我们信服了。有一天柯老到了徐行，我们向他汇报了看到的麦秆，他听了很高兴。
柯老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干群关系。我住在新民大队，有人谈到了一个养牛户，说他日子过得特别好，口袋里有时候有“大前门”香烟抽（那时一般人最多抽“飞马牌”、“劳动牌”香烟），因为他管耖田、车水和稻田水浆管理，闲暇时间擅长捞鱼摸蟹，早上到镇上卖掉，香烟钱足足有余。尤其是下暴雨以后，他要将稻田开堤放水，在放水口捉“攻水鲫鱼”（鲫鱼喜好逆水吸氧），有时可捉到半篮子鲫鱼。有一次几个男孩子冒着暴雨去稻田边放水捉“攻水鲫鱼”了，被他发现后把几个孩子骂了一顿。孩子的家长去向生产队长告发，生产队长找到他，问他为什么你要独自一个人发财呢？他回答：那块稻田刚施过肥，他们一放水就把肥料放掉了，你知道吗？队长去向那几位家长解释，那些家长说，生产队长在包庇他。我们向柯老汇报了这件事，柯老笑了笑说：这样的人有什么不好呢！
这就使大家明白：有意见的人和事，不一定都是不好的。
三
1962年，继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之后，生产队的经营管理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一次会议上，有人讲到，有的生产队连做秧田和棉苗营养杯也差点脱了季节，有的生产队则四五个干部（正副队长加会计、统计员）经常七嘴八舌、争吵不休。为此，我同汤永顺、陈仁其、潘孝迪一起到松江县枫围公社（后划归金山县）钱明大队北塘生产队蹲点调查。我们分别住到了队长、副队长家里，每天和他们同吃同劳动，白天一起下地、晚上一起在一个孤儿的“象牙榻”（一只古老的眠床）上，共议当天的工分怎么记，明天派工分几路。这样从6月7日记到7月7日，整整记了一个月日记，然后撰写成一份调查报告，取题目为《北塘纪事》。这份报告送到柯老那里，柯老批示：就要像这样搞调查研究，并转发给了华东局各省委。不几天，《北塘纪事》在市委党刊《党的工作》（周刊）上发表，连载了几期。继而又在《党的工作》上辟一专栏——《笔谈<北塘纪事>》，连续笔谈了好几个月。
《北塘纪事》的内容，几乎触及当时所有的农村工作，例如晒了两个太阳的麦子卖到粮管所时还要扣除2折的水份，生猪收购站为什么要促使社员卖猪时给猪灌水？公社和大队要的是“天晓得”的统计表，中小农具的供应总是让农民不称心，大忙季节如何顾及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等。柯老最关心的还是生产上的瞎指挥。有一天的日记中记着，生产队早晨派工，队长派几个男劳力继续同他一起去耖田，女劳力去拔秧、插秧。大家刚下田，大队长来了，说是这几天可能有大雨，大队支部研究，各生产队要把麦子收割到家。几位女社员说，我们割剩的麦子还青着哩，里面都是浆水，割下来每亩起码少收三四十斤！ 副队长去问了队长，队长说，还是插秧要紧。下午，大队统计员匆匆来到北塘，说是公社社长在广播里通知，今天大家一定要把麦子收割到家……听说，柯老在这一段文字下用铅笔画了一道杠。后来他在郊区三级干部会议讲话时，讲到要反对瞎指挥时就举了这个例子。
总之，在我的印象中，柯老十分重视调查，重视对下情、尤其对群众生活情况和党群干群关系情况的了解。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99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