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管家*先行官*后勤专家

我的父亲张元寿，1913年5月出生在福建永定县培丰镇田地村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困，他11岁就被迫辍学，跟人学做豆腐，每天挑豆腐担子沿街叫卖；14岁只身到厦门闯荡，在龙岩白土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后经进步店员沈西人引领，结识了邓子恢、张鼎丞，开始接受革命思想，投身革命斗争。1928年3月，他参加了由邓子恢、郭滴人率领的龙岩“后田暴动”；1929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奉命返回家乡开展农运，组织300多人的农民队伍举行了“田地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田地乡苏维埃政权。年仅16岁的他，被农民领袖郭滴人夸奖是敢打敢拼的小伙子，后历任排长、副连长、连长等职，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相继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表现英勇。

不畏艰险的红管家——第一次被点将

1932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江西瑞金成立。父亲进入红军学校学习，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校长刘伯承亲自给他们讲课，父亲学习刻苦、表现优秀。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军队后勤工作急需加强，没等到毕业，父亲就被选调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工作，开始了军队后勤工作生涯，历任团经济委员会主任、师政治部政务处处长，红35师军需处处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审计科科长和财政处处长、出纳处处长。

由于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中央苏区药品等军需物品极其匮乏，由总供部指派，父亲前往家乡长汀担任采办（负责采购布匹、西药、电料等）并兼任军委特派员，负责调度粮秣军需，以供应当时在福建作战的红军。他负责管理供给部在长汀所设各种工厂，任中华商业有限公司经理，指导对外贸易，统管进出口货物。采购、生产、供给、对外贸易、物资运输等工作，在他的管理下都井井有条。父亲善于经营商贸的天赋得到充分发挥。

长征前夕，父亲多次潜入白区汕头、潮州等地，购进大批红军急需的药品。这些宝贵的药品在长征中为保障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的健康发挥了很大作用。长征途中，他不畏艰险想方设法筹集物资。由于中央红军经过的大多是偏僻穷困的山区，有些地方还是少数民族聚集区，语言不通，后勤保障工作很难开展。他经常忙到半夜才休息，可是不到天亮，又踏上征途。正是他的卓越有效的工作保证了长征途中中央机关的后勤补给。

为在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5月中央红军成立了先遣队，刘伯承任司令员。由于父亲在后勤工作上的杰出表现，被刘伯承司令员点名由总供给部调至先遣司令部任后勤处长，负责筹集军需物资。

整个长征时期，父亲恪尽职守，竭尽全力为部队筹措军火，粮食，衣服和药品，冒着生命危险，肩挑装满黄金银元和红军票的担子，跋山涉水，服务于红军财政需要。他清正廉洁，在后勤战线工作多年，过手的钱、粮、物不计其数，但他从来没有私自动用过一分钱、一两粮。他一丝不苟地将没收的粮食、金银珠宝、布匹等登记造册，件件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有效地保证了中央红军的后勤补给。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父亲曾到西安、洛川等地为部队筹措无线电器材、西药、布匹等大批军需物资，还在保安筹办了两个被服厂，解决了红军急需的过冬衣物。1937年，总供给部南移延安，父亲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财政处处长。从中央苏区到红军长征再到陕甘宁边区，父亲一直承担着红管家的重担，在后勤保障的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

临危受命的先行官——第二次被点将

抗战爆发，1937年8月国共双方达成协议，红军陕北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此时刚从抗日军政大学二期毕业的父亲，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副部长是邱会作。1938年春，父亲代表八路军赴汉口参加国民党政府主持召开的后方勤务会议，会议结束后，因临汾失守，潼关过不去，无法再回延安，应叶挺军长邀请，经中央批准赴南昌参加新四军组建工作。

新四军成立初期面临部队分散、军饷不足、枪支短缺、缺医少药等严重困难，父亲迅速招募人员、筹措物资、建立采购处、成立运输队，用最短的时间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的青弋江章家渡成立了总兵站（1939年2月，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视察江南新四军即由章家渡总兵站处上岸，现此处仍设有周恩来登岸处的纪念碑和新四军总兵站原址的纪念碑），后又陆续建立了6个分兵站。在敌占区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最终形成一个由新四军各主要根据地通往大江南北，包括上海、宁波、温州等城市在内的交通网，成功实现与外部联系、获取海外援助、护送爱国青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运送医药器材等军用物资到解放区等工作，大大缓解了新四军的困境。电影《51号兵站》讲述的就是这段时期的故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吸收上海煤业救护队加入新四军之事。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成立于1937年8月，是一支由民族资本家、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刘鸿生资助百余名热血知识青年组成的进步群众团体。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曾利用爱国资本家的运煤卡车，带领25辆运输卡车及救护药品，前往抗战前线慰问、救护伤兵。据救护队领队叶进明回忆：当他们找到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向父亲说明救护队情况后，父亲非常热情爽朗地说：“我们欢迎你们参加我军抗日战线，感谢你们对我军的服务和帮助，你们的一切困难我们完全可以帮助你们解决”，“你们来一个我们欢迎一个，来一百个我们欢迎一百个，愈多愈好，欢迎上海爱国青年参加我军”。在父亲的帮助下，救护队加入了新四军。这支运输力量立即投入到湘赣闽浙游击队的集中运送、护送爱国青年参加新四军和军用物资运输的工作中，极大地缓解了新四军的运输困难。此外，还充分利用救护队红十字会进出上海便利的条件，筹建了新四军第一个印刷厂。

新四军教导总队如同延安的抗大，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一所新型学校。1939年9月，父亲先后被调任新四军教导总队队列科长、防务处长，担任军部代理参谋长。

皖南事变后，父亲开始了新四军2师5旅参谋长的新工作，与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三人团结合作，紧密配合，为开辟华中敌后战场，抗击日寇、反击国民党军进攻作出了重大贡献。

鞠躬尽瘁的后勤专家——第三次被点将

1946年解放战争前夕，军部决定调擅长做后勤工作的父亲任华中野战军副参谋长，分管后勤工作。党中央、华东局的这个将“点”得准——这是父亲第三次被点将。

1946年7月苏中战役中，在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委邓子恢的支持下，作为副参谋长的父亲为保障前线作战做了大量工作，使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等能集中精力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一前一后，同心协力，紧密配合，取得了名扬中外的“七战七捷” 的重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占领苏中解放区的战略企图。

父亲还先后参加了淮阴盐城、阜宁、涟水反击战，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中，父亲周密安排粮草和武器弹药等军需物品的供应，部署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作战，先后动员了62万民工支前，使我军粮草充足，后盾强大，有力地配合、支持了我军大兵团作战，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6万余人的胜利，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一次歼敌7个旅的光辉记录。在这些战役中，父亲分管的后勤工作做得十分专业、出色。陈毅司令员曾在一次会议上说：“张元寿同志很好，见到军队吃、穿、用的事就抓，他是后勤专家。”粟裕同志更放心地说：“有元寿同志协助，打起仗来，我无后顾之忧。”

1947年3月，莱芜战役后，华野在大矿地召开参谋长会议期间，父亲在与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周骏鸣乘车前往附近周村采购物资并查看国民党军队遗弃武器途中，突遭国民党飞机扫射，中弹牺牲，时年34岁。

父亲的革命生涯中，分别被刘伯承司令员，叶挺军长，陈、粟司令员在关键时刻点将，正是这三次点将，充分展现了他在军队后勤工作中的智慧、专业和成功，铸就了他红管家、先行官、后勤专家的战斗一生。

父亲牺牲后，部队在周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陈毅司令员致了悼词。他说，张元寿同志是我军优秀的后勤专家，为革命鞠躬尽瘁，贡献了他的一生。

父亲被安葬在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和生前并肩作战的罗炳辉等战友们一起长眠于他们战斗过多年、深爱的齐鲁大地。陵园有毛泽东主席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塔”7个镏金大字，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董必武、刘伯承、陈毅、罗荣桓、邓小平、江泽民的题词。父亲的墓呈螺旋梯形，高9.2米。墓形是根据父亲生前爱好爬山的习惯设计，可沿环墓石阶登至墓顶，上有陈毅、张劲夫、张震、叶飞同志的题词。墓壁四周嵌有小型浮雕23幅，反映了他戎马一生的主要事迹。

今天，在龙岩市和永定县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子女的不懈努力下，父亲张元寿的回忆录已经完成。中央电视台“永远的丰碑”节目也播放了纪录片——《我军优秀的后勤专家张元寿》。父亲虽已远去，但却从未离开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