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太滆地区抗日根据地，曾在武进、宜兴两县交界处的寨桥街上设立税务所，专门征收来往于常（州）宜（兴）运河上做生意船只的过境税，用于抗日武装的穿衣、吃饭、购买武器弹药和医药费开支，工作一直较为顺利。
然而，从1941年3月起，日伪沆瀣一气，以顾岳亭为首的伪军头目，为阻挠武（进）宜（兴）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在寨桥街上修筑钢筋混凝土的伪军据点，屯兵于寨桥集镇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这样一来，寨桥街上我党的地下武装税务所处境十分危险。经过上级研究决定，将税务所迁往离寨桥街上四五里路以外的夏坊村继续工作。夏坊村，
同样位于武宜交界处的常宜运河边上，做生意的船只日夜川流不息，税源充足，有利于开展税收工作。
这时，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正好带领一批知识分子来太（湖）滆（湖）地区指导工作。经曾山推荐，武南县委研究同意，曾伦才留下来，接任夏坊税务所所长之职。
曾伦才是红军老党员，参加过江西苏区三年游击战。他平易近人，思想觉悟很高，善于学习，团结同志，任职不久，便和夏坊村的广大劳苦农民打成一片，经常利用间隙时间访贫问苦拉家常，帮助缺少劳力的农户下地锄田、施肥和收割，很快取得了当地农民的高度信任。同时,他也很快学会了夏坊一带的方言。有一次他值班时，看到远处一艘较大的商船，船舱里隐约有七八个人在交头接耳，好像在商讨什么要事似的。他判断：这商船有假，恐怕是袭击我们税务所来的。他当机立断，命令税务所里的另外两人，赶快从后门转移隐蔽。果然不出所料，船舱里藏着七八个鬼子兵。当这些鬼子兵上岸向他们包抄过来时，他们已转移得无影无踪了。可日本鬼子还是不死心，就到附近的村子里搜查。掏粪的农民一把将曾伦才拉住，藏进了粪坑的“骑坑石”下，而那位姓钱的农民，继续自顾自地掏粪，没有露出半点破绽。
向过往做生意的船只收过境税，不像上街买菜那样，简单的讨价还价就成交了，我们是党的地下武装税务工作者，不能像国民党伪军，更不能像土匪军阀那样，动不动就用手中的武器来吓唬生意人，只能耐心地向生意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要抗日，必须要有粮食，要有武器弹药、医药用品和布匹等物资，而这些物资，需要有经费来购买，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税收来解决。曾伦才与做生意的人谈话，语气中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总是把生意人说得口服心服，自觉自愿地缴纳税款。曾伦才的工作方法，充分体现了我党一贯的税收与统一战线政策，多次受到武南县委的表彰。
太滆地区抗日力量的发展与壮大，也有税务工作者的一份功劳。正因为此，夏坊地下抗日武装的税务所，对前黄地区的日伪军来说，犹如肋间插刀，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时刻想着法子要把夏坊税务所拔掉。当时日伪“剿匪大队”大队长盛计然，为了讨好他的日本侵略军主子，经常暗中派人刺探夏坊税务所的情报，以达到他的罪恶目的。1941年8月的一天，匪首盛计然突然出动数百名伪军，把夏坊村包围得水泄不通，通过反复搜查，曾伦才被逮捕了。盛计然亲自指挥喽啰，对曾伦才施以各种酷刑，用老虎凳、用烧红的钢筋穿锁骨、灌辣椒水等，逼他供出地下武装的具体情况。曾伦才受尽折磨，却始终没有吐露一言半字，反而痛斥盛计然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汉奸嘴脸。盛计然被骂得无言以对，无地自容。“剿匪大队长”在他的喽啰面前出尽了洋相，急忙下令把曾伦才押解到夏坊附近的朝北村残酷地杀害了。曾伦才牺牲时才39岁。有诗云：“流水悠悠过夏坊，昭昭勋业著篇章。尽心收税为抗日，血洒夏坊美名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