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过1942~1944年间的整顿三风运动，断断续续长达3年时间，这是我们党内第一次全党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当时我还是不满20岁的青年党员，虽已有近5年烽火年代的实践，但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的较为自觉而理性的认识，则是经过这次整风运动才开始的，至今回想，感到特别深刻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到了理论认识的高度。在整风运动中，我们曾以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著作作为重点，受到了深刻教育。我们党经过1935年的遵义会议，以集中批判“左”倾路线在军事方面的错误为突破口，开始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当时革命大局迅速变化，转危为安。但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红军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又抓紧时机为彻底清除错误路线的思想影响，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即认识论、思想方法论的高度对造成错误路线的思想和理论根源作了科学分析。1937年，毛泽东发表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为此目的，对提高我们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了极大作用，也就成为当时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是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整风运动提出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不正之风，互有联系、互为影响，最为根本的又在于整顿学风。因而毛泽东于1941年5月专门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文中一开头就提出“要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的主张，着重批判党内存在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的极坏的作风”，而在运动中又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把反对主观主义作为重点，着重批判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灾难，同时也批判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表现为忽视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而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和奠基人，却又遭到曾在一段时间内掌握了党的领导权的错误路线分子的排挤、打击和污蔑。当年曾有一批从苏联留学回国的教条主义者，掮着马克思主义招牌，把书本理论生搬硬套变成教条，而相反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诬称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把当年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以及长期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一系列战略方针都称之为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落后保守的“农民思想”，因而正是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造成了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极为惨痛的后果。当年，毛泽东曾写了一副对联对教条主义者的丑态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描绘：“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整风运动中流传甚广，也至今留给我很深的印象。通过整风运动的大学习，党内干部进一步明确革命理论必须和革命实践密切结合，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必须树立科学态度，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三是对待党内斗争的原则性和正确方法。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如何正确进行党内斗争也是个重大问题。在我党历史上，同样有过许多经验教训。党内存在不同思想以至各种矛盾，这是必然产生的。要强调在党内关系上的原则性，不可放松经常性的思想教育以至采取适当的思想斗争，但必须坚决纠正在党的错误领导下的那种“残酷斗争”、“无限上纲”的严重错误。对当年的整风运动，毛泽东指出其性质是“进行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但又十分强调在党内关系上遵守的基本原则是要重在思想教育、和风细雨，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鼓励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风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则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我们在运动中学习了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等重要著作之后，使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和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真正的发扬党内民主、增进党内团结的思想基础，整风之后在党内普遍形成了生气勃勃、和谐团结以及在同志之间相互从政治、思想上关心爱护的新风气，使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级领导班子也都成为革命的大学校、大熔炉。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回想党内的这种政治风气，我还是怀有深深的留恋。整风精神作为延安精神的一种重要标志，正是我们党对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创造。
当年的整风运动，为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奠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基础。七大以后我党进入健康发展的道路，先是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接着又经过3年多时间，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划时代的胜利。从此，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中华民族进入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时代，开辟了无限光明、幸福的远大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