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毛泽东研究概述

毛泽东作为一位世界性的历史伟人，是国外“中国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立足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视角，把毛泽东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背景考察，把握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发展脉络、代表性学者、研究机构及期刊，审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认识框架及研究趋向，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毛泽东研究。

一、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发展脉络

1、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新闻传记为标志的初始阶段。国外毛泽东研究首先以新闻宣传的形式出现。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著作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用俄文和英文刊于《共产国际》，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高度赞赏这篇报告 “文字精练，耐人寻味”。在毛泽东的宣传报道方面，埃德加·斯诺做出了突出性的贡献，他通过实地采访，发表了关于毛泽东的一系列报道并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效应，成为世界上全面报道、介绍、评论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第一人。此外，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与《中国人征服中国》、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尼姆·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爱波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等新闻报道式的访问和调查著述，为国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2、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系统学术论证为标志的展开阶段。费正清正式把中国近现代领域的研究带入学术殿堂，在《美国与中国》这本书中初步涉及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注意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特殊的”。此时，费正清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出版物——哈佛大学中国图书馆馆藏资料注解书目》，进一步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费正清的学生史华慈1951年出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首次提出了“毛泽东主义”（Maoism）这一概念，主要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中共历届领导人推行的路线。1952年他们合编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1921—1951）》，收录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正式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文章，运用历史文献来论证“毛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其独创性。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国外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走向“学术论证”的标志。

3、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学派论争为标志的高涨阶段。这一时期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者分成三个学派：以魏特夫为代表的右派，以费正清、史华慈、施拉姆、迈斯纳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佩弗、沃尔德为代表的新左派。他们之间展开了两次大论争：第一次论争是右派与自由派的“阴谋论”与“异端论”的论争，论争的平台是1960年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右派的代表性人物是魏特夫，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史华慈，争论的主题是毛泽东思想有没有独创性的问题。第二次论争是自由派与新左派的“异端论”与“结合论”的论争，论争的平台是197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杂志，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史华慈、施拉姆、迈斯纳，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是佩弗、沃尔德，围绕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展开。

这些论争紧扣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发展。以魏特夫为代表的右派，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丢失中国”的心态贯通到理论界，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国际阴谋的产物，抛出了毛泽东思想的“阴谋论”。新左派的观点出现归因于美国亚洲政策的失败引起对中国学研究的重新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尖锐促使新左派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兴趣，反映在理论上就是认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自由派既和右派全面攻击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不同，又和新左派认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合乎逻辑的继续和发展的观点不同。自由派一方面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另一方面又承认毛泽东思想合乎中国国情。西方自由派在论争中的相对客观性和一贯性，保持了其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4、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反思拓展为标志的深化阶段。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为国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参照。《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出全面、公正、客观的评价，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国外学者进行了理性反思和重新评价。1982年，施拉姆发表长文《毛泽东；一个初步的评价》，标志着国外对毛泽东历史遗产反思研究的开始。1984年，施拉姆在《中国季刊》发表《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对1976年以来的毛泽东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 1986年纪念毛泽东逝世10周年，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发表了“纪念毛泽东”专辑，刊发了斯塔尔的《“正确”和“错误”：毛研究以及毛的政治思想的再评价》，奈特的《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中的经验主义和论述方法》。1994年《中国季刊》春季号推出了“毛泽东百年”专栏，发表了施拉姆的《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和何迪的《最受尊敬的敌人：毛泽东视野中的美国》两篇长文。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了题为“毛泽东再认识”的国际学术研究会，围绕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特征、毛泽东早期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的思想及其由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毛泽东的生平研究，特别是关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第二，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出版了大部头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著；第三，着手“毛泽东的遗产与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研究，着重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分析。

二、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核心概念：毛泽东主义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中，“毛泽东主义”是其认识框架的核心概念。“毛泽东主义”是与“异端论”紧密相联的。“异端论”的首创者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费正清，他在1948年就断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特殊的”，因为它“是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大量农民入党，使中国“比以前更不像无产阶级政党了”，它已偏离了“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华慈全面发挥了费正清的论点，他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中首次提出“毛泽东主义”（Maoism），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是建立在农民支持的基础之上，因而就其政治战略而言，它成为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传统的“独创性异端”。布兰特也认为，“毛主义”在革命手段上与斯大林不同的地方在于，毛所强调的是“农民进行的革命”，而不是“为了农民进行的革命”。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正是在关于革命的主要动力的认识角度上，“毛泽东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重要的核心思想预见的“背离”，从而构成“行为的异端”。这也正是“异端论”的主要根据所在。

以史华慈为代表的自由派所主张的“异端论”有其特定内涵，认为相对于把现代产业工人作为革命主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毛泽东以农民为革命主体的战略，揭示出了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特性贡献，抨击了当时流行的“莫斯科中心论”和共产国际“阴谋论”的观点。据《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5期刊载施拉姆的《特殊问题》一文，施拉姆曾与埃得加·斯诺五次通信，核实了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所持的观点“我们为解放中国而战斗，绝对不是为了把中国交给莫斯科”。施拉姆在《毛泽东传》（1893~1949）中说：毛泽东指出，“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可见，自由派的“毛泽东主义”、“异端论”对于纠正冷战时期的一些错误观念具有重要影响。

当然，在联系具体背景考察“异端论”的内涵时，更要看到“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和观点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在概念运用上，着眼于毛泽东的个人思想。自由派关于“毛泽东主义”的论述，是从策略上来论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这实际上就把理论和斗争实践割裂开来。同时又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正统形式”。这样，既没有看到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也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发展性，实际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为形而上学的方法。自由派学者为了强调中国共产主义的独创性从而把“毛主义”从马列主义系谱中独立出来的做法，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机械论。（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