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后，与汉奸、黑社会、租界当局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经常制造恐怖事件，威胁、绑架、暗杀文化界进步人士。蔡钓徒就是被日伪暗杀的第一个上海爱国文化人。
蔡钓徒，原名安福。1904年出生于上海县陈行镇（今闵行区浦江镇）。早年毕业于上海闵行初级师范，后入闵行农校。1925年入上海震旦大学、大同大学读书。肄业后到位于嘉定县的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任教，期间认识了当地有志青年盛慕莱，并结为知己。
1927年，蔡钓徒到上海谋事。初以卖文为生，常为《礼拜六》等刊物写稿，因为才思敏捷、文笔优雅、思想进步，很快在文化圈内有了名气。后来，自己创办了《礼拜六报》、《龙报》等小报。《龙报》停刊后，进入《新闻夜报》，在著名报人严独鹤属下做编辑。这个时期，他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还写了一部言情小说《花落瀛洲》，所写文章常署“海上钓徒”，故社会上称其为“蔡钓徒”。
1934年3月，蔡钓徒又独自创办了《社会晚报》。因其语言通俗文雅、内容丰富多彩，广受民众欢迎，日销量常逾七八千份，在上海夜报中居二三位。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社会晚报》受到很大影响。这时，蔡钓徒的嘉定好友盛慕莱一家避难来到上海，经蔡钓徒周旋，住进了他在法租界赓余里住宅的隔壁。自此，蔡、盛往来频繁，关系更加密切。不久，盛慕莱的妹夫、刚从狱中出来的中共党员蔡志伦，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蔡志伦曾任中共江苏省省委委员、新四军6师敌工委员会负责人，经盛介绍，常来蔡钓徒处借宿。蔡钓徒对蔡志伦也很友好，常把自备汽车和电话借给他使用。在坦诚的交往中，蔡钓徒逐渐倾向革命并和盛慕莱一起为蔡志伦做外围工作。后来，盛慕莱成了新四军7师派在上海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战争改变了时局，也影响了文化人的价值走向，沉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文化人的民族责任感。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蔡钓徒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精明强干的个性得到特别的彰显。他巧妙地把“一份报纸剖为两版，版面新闻由他自己负责，里版副刊小品委托姚森和王定元主持，双管齐下，力求精警”。新闻，以报道中国军队顽强抗击日军的英勇事迹和上海各界人士抗日救亡活动为主；对谢晋元领导的“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情况，报道尤为详细，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发行量狂增到二万五千多份。原来的印刷单位来不及印刷，蔡钓徒就委托《中华日报》代印，每天一早，报贩就簇拥在大门口，午后即售预约券，成为当时上海的一道风景。《社会晚报》积极宣传抗日的爱国行为遭到日伪的无理干涉，残酷迫害。先是勒令停办，后有日伪暗杀集团暴徒冲进报社投掷手榴弹，炸人毁屋。
《社会晚报》停刊后，蔡钓徒又办了《社会晨报》。而此时，上海抗战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国军西撤，上海沦陷。形式上“中立”的租界当局，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威逼下，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对租界内华人抗日的言论严加禁止。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蔡钓徒没有怯步，而是选择曲折的隐蔽的手法宣传抗日。他将《社会晨报》办成广告型的报纸。在大量的醒目的广告遮掩下，不断地报道谢晋元“八百壮士”退驻沪西孤军营后，坚持抗日活动的情况。报纸极受民众欢迎，许多商家还特地将广告送到《社会晨报》刊登，以表示对抗日的支持。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蔡钓徒不避斧钺，一方面千万百计帮助新四军代表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一方面与盛慕莱一起采购医药用品、通讯器材、五金材料、钢铁等军需物资，从上海秘密运往苏（州）、常（熟）、太（仓）抗日民主根据地。一次，他利用报社职工家中办丧事的机会，将大批药品装在棺材里，闯过日伪封锁线，送到新四军6师代表手中，受到师长谭震林的嘉许。
1937年底，汉奸张尚义（蔡钓徒原朋友）游说他担任高级伪职，他不为所动，严斥张奸，并当即申明与张奸绝交，将其逐出门外。
蔡钓徒坚定的爱国抗日立场，和他登载在报上的正义文章，像犀利的匕首刺痛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汪伪当局。敌伪把蔡钓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193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四），敌伪特务组织“黄道会”以在新亚酒楼设宴为名，由汉奸杨家驹将蔡骗去，残酷杀害。蔡钓徒成了上海抗战时期日伪恶势力向文化人士开刀的第一个牺牲者。2月6日，蔡钓徒的头颅悬挂在上海法租界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靠近萨坡赛路（今淡水路）南口的电线杆上。日伪妄图以此扑灭抗日烈火，但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52年，苏南行政公署通过查证，确认蔡钓徒曾为革命从事过地下工作，因坚持爱国抗日立场而被日伪杀害，决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