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的大背景下，于1924年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议决成立的，当时辖苏、浙、皖、赣四省与上海市的党务。国共两党英杰风云际会于此，一度携手奋斗，推进国民革命。毛泽东从1924年2月下旬迄12月坚守于此，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一）

1924年2月25日，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原国民党总部所在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第一次执委会，毛泽东与会。会议议定毛泽东为组织部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由毛泽东代理。由于邵氏留驻广州，毛泽东旋为文书科主任。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即驻扎上海。在中共三大前夕，党中央一度迁到广州。中共三大结束不久，首次进入中央高层的毛泽东，就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一起，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孙中山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开展政治活动。1923年7月2日，陈独秀、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明确提到中共三大后，“我们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即由穗迁沪。

作为国共合作的新载体，中共中央对上海执行部颇为关注。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共提出4项议案，其一为“本年内各省省党部亦兼理所在地之市党部，中央及各地执行部宜兼理所在地之特别区党部案”，就有意扩大执行部的职能权限。会后，毛泽东离穗返沪。其时，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4人参加上海执行部工作。

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皆为中共中央局成员。当时中央局总共6人，有一半成员进上海执行部，可见党中央的重视。恽代英代表的是青年团中央。此4人中，以毛泽东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身居高位，为国民党中执委候补委员，为上海执行部委员。故此，较之罗章龙为组织部的组织指导干事，王荷波为工人农民部后来增补的办事员，恽代英为宣传部秘书，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的职务身份明显突出。事实上，进驻上海执行部的共产党员且为国民党中执委候补委员的还有两人：一为沈定一，一为瞿秋白。不过，那时沈定一已对共产主义心怀异志，处于党组织的边缘，而瞿秋白尚未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因此，在国共两党均为高层人物的毛泽东，自然成为共产党在上海执行部发挥作用的领导核心。

（二）

从1924年3月1日起，上海执行部正式办公。那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毛泽东携手国共两党精英在上海执行部组织的重大政治活动中亮相。3月9日，上海执行部和全市30多团体共同发起筹备的追悼列宁大会，在小西门少年宣讲团通俗会场内举行。毛泽东参与会议筹备工作，并出席了追悼大会。

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及各区党部代表300人左右，为纪念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3周年，于莫利哀路（今香山路）孙中山寓所举行庆祝集会。毛泽东与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王荷波、沈泽民、罗章龙、邵力子、汪精卫、胡汉民、叶楚伧等出席。他们合拍的那张集体照，成为毛泽东在那个时期上海留下的唯一影像。
在数月间，毛泽东与同事们团结协作，勤勉尽职，做了大量工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文秘档案工作。在文书科代理主任与组织部秘书的双重职责中，毛泽东较多地承担上海执行部的文书工作。档案显示，除了第三次执委会，前4次执委会有3次都是毛泽东负责记录。此外，毛泽东还起草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开始办公通告》和《追悼列宁逝世通告》等文件。据当时任职于上海执行部的王唯谦回忆，毛泽东特别留意秘书工作的保密纪律，片纸落地都要捡起来仔细看看，以免泄密。

组织党务工作。上海执行部开展国民党旧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组织部部长胡汉民是务虚，实务工作主要由秘书毛泽东承担。这不仅包括寄发表格一类的琐事，还要应对国民党右派谢持之流的搅扰。罗章龙回忆，谢持到上海执行部大拍桌子，拒绝登记，汪精卫将矛盾转到组织部。因为无理要求遭到拒绝，谢持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最后，谢持还是填了表。

那年春，毛泽东同罗章龙，并邀侯绍裘一起，前往松江县，指导当地国民党组织工作。上半年，毛泽东还出席了由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国民党员组成的江湾区党部成立大会。成立该区党部之际，国民党右派有意采用文、武两手夺权，请孙中山出面支持不成，就要纠集流氓抢占主席台，破坏选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王荷波组织了一支强大的纠察队，确保会场秩序与选举成功。

负责黄埔军校在沪招考工作。3月13日召开的上海执行部第三次执委会，议决该部承担在沪招考黄埔军校学员事宜，实由毛泽东负责。翌日，就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接待了中共北方组织派遣来沪报考黄埔军校的张隐韬、杨其纲等人，后又接待郭一予、陈作为等人。事实上，毛泽东还推荐了蒋先云、李汉藩、伍文生、赵枬、张际春5位入学黄埔，成为该校第一期学生。

发动平民教育运动与合作运动。3月6日上海执行部召开的第二次执委会，议决组织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此后，毛泽东又多了一个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职务。在其努力下，各区先后设立平民学校数十所。3月27日召开的执委会，根据德国革命党人佛朗克的提议，决定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两天后召开谈话会，佛朗克、“俄国同志”魏洛德，以及邵力子分别介绍合作运动，毛泽东与会。4月10日，毛泽东被上海执行部指定为合作运动委员会委员。

（三）

进驻上海执行部的国民党中央监委张继、谢持以此为反共观察哨，在进行一番“证据”收集后，前往广州，联合国民党中央监察员邓泽如，于6月18日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执委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气焰一时炽烈，上海的政治环境随之恶化。毛泽东7月中辞去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职务，推荐曾受教于胡汉民、叶楚伧的张廷灏（青年团员，一说共产党员）接替，自己专任文书科工作。

针对国民党右派的反扑，毛泽东7月21日与陈独秀联名签发了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指出：“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8月1日，周颂西、喻育之、曾贯五等国民党右派在南方大学召集上海各区党部代表会议，讨论处置共产分子问题，激发左、右两派冲突，黎磊等人被殴。翌日，周颂西、喻育之等纠众赴上海执行部，要叶楚伧致电国民党中央“排除共党分子”，并公然施暴殴打“跨党分子”邵力子。叶楚伧采取骑墙态度，不管不顾。毛泽东与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要求严惩凶手，严肃党纪。

10月10日，上海各团体在河南北路天后宫的总商会举行国庆国民大会。喻育之、童理璋在会上号召帮助浙江督军卢永祥、打倒江苏督军齐燮元，因为浙卢与奉系同孙中山早结成同盟。中国共产党向来反对联合某军阀打倒另一军阀的权谋政治，因此，上海大学林钧等人演讲，反对一切军阀、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结果被诬为齐燮元的奸细，遭到毒打。上海大学学生、国民党员黄仁（秘密的中共党员）上台质问，被暴徒从七尺高台上推下受重伤，次日不治身亡。另有上海大学学生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职员11人在冲突中受伤。

毛泽东立即组织反击，10月13日上海执行部召开执委会，在他和瞿秋白等委员的坚持下，通过了惩凶、抚恤等各项决议。会议决定开除打人者童理璋、喻育之的党籍；明令在场的何世桢、周颂西、陈德征于3日内声明承认殴打者是军阀及帝国主义者的奸细，并要他们说明在场却不加阻止及救护的原因。叶楚伧要求把开除童和喻的决定的公布时间推迟一天，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叶楚伧拗不过众人，索性离会回家“睡觉”去了，后迫于压力弃职赴粤。

10月24日，毛泽东联名沈定一、瞿秋白致电广东国民党中央，要求叶楚伧、于右任、戴季陶尽快到上海执行部视事，或者另派正式委员来沪负责，以免上海执行部工作停滞。事实上，中共中央预料戴季陶和于右任不可能回沪工作，而只要我们还持强硬路线，叶楚伧也不可能回来工作，鉴于“我们的同志（瞿秋白、沈定一、毛泽东）都是候补委员，不能任负责人”，其方案有二：一是“务必尽快派汪精卫来上海”；二是“或者让某一候补委员（瞿、沈、毛）转为中央正式委员（最好是沈定一）”，以便将上海执行部“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我们手中”。无论如何，毛泽东是有可能主事上海执行部的。

（四）

上海执行部内部矛盾尖锐化之际，正遇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广东国民党中央密切关注时局变化，实无多少余力评判上海方面的是非。11月6日，国民党中央决议慰留叶楚伧，催促叶、于、戴三委员积极到上海执行部视事。随后，在廖仲恺、汪精卫的力劝下，叶楚伧返回上海。

叶楚伧重返上海动作迟缓，趁孙中山北上过沪之机，毛泽东11月中旬与恽代英、罗章龙等执行部工作人员共计14人联名致函孙中山，反映：上海执行部失去负责人，近4月未发薪金、工作停滞等问题，请求指派专员负责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这一次“索薪”斗争，实为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的最后抗争。

1924年12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沪召开会议，纠正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同时鼓励中共中央坚持阶级路线。会上，维经斯基含蓄地批评了上海执行部中“我们同志”的工作，作为该部中共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当然首当其冲。为维护联合战线起见，既然叶楚伧回转上海执行部，也有必要让毛泽东退出上海执行部。于是，同月，毛泽东携眷离沪回湘养病去了。

在上海执行部期间，毛泽东同时身兼中共中央局秘书、组织部部长，确实是积劳成疾，身体状况不佳。5月26日，毛泽东致信平教委员会，以“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为由，恳辞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之职。所谓“脑病”，即时人习惯指称的脑贫血、神经衰弱一类症状。那年夏，包惠僧由武汉调回广州工作，途经上海领路费时，就发现毛泽东气色不太好，身体很瘦弱。陈独秀亦说：“润之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是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如此健康状况，再加上后半年愈演愈烈的政治冲突，毛泽东病体不支符合常情，其返湘后病体虚弱也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病情只是毛泽东离开上海执行部的浅表原因，更深层根源还在于党内路线斗争，以及国共合作的特殊情境。否则，他也没必要走得那么决绝，距其辛苦参与筹备的中共四大召开还不到一个月。毛泽东走后，叶楚伧特地在上海执行部宴请职员，以志庆贺。这从一个方面透露了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对国民党右派的威压。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毛泽东被迫离开上海执行部，离沪返湘，对于他重新发现农村广阔天地意义重大。正如周恩来所忆：“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1925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离开上海执行部后，毛泽东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其中蕴含着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