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的中医情结，近年有多篇文章梳理介绍，网络不难搜到。从求学湖南四师期间所作笔记《讲堂录》论述“医道中西，各有所长”，到领兵井冈之日，毛泽东提出“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指示医院“用中西两法治疗”，再到毛泽东困顿中央苏区身患疟疾，以及在延安时期患风湿性关节炎，那两次接受中医的有效治疗，都被一一钩沉。这些显然都为毛泽东在缔造新中国后接纳与发展中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9月，毛泽东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在翌年8月召开的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毛泽东又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三项基本原则，并且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正因为毛泽东衷心称叹“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并多次批示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中医药，由此极大地扭转了新中国成立后有些人一度将中医视为“封建医”，加以歧视、排斥的错误，促进了中西医的共同发展繁荣。
毛泽东的中医情结，或可从他在1955年初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得到索解。毛泽东在那次讲话中指出：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这理应是毛泽东推崇中医的社会政治考量因素。但是，仅此还不足以真正理解一代伟人对中医的情有独钟。事实上，毛泽东对中医的好感可以追溯得更远，那是植根于生命初始阶段的一段年轮记忆。
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49年11月18日，毛泽东邀请袁牧之、陈波儿夫妇，阳翰笙、史东山，还有蔡楚生（他们都是左翼电影运动的有功之臣，知名的编导、演员），一起到自己住处作客，并设家宴招待。勤于笔记的蔡楚生记下了那次去主席家作客的主要经过。是陈波儿在午餐时向蔡楚生转告毛泽东的邀约。当时5时55分，毛泽东亲书一张字条，派汽车来接蔡楚生、阳翰笙、史东山三人。于是，坐车进了中南海。袁牧之、陈波儿已在那里，大约6点半，毛主席来了。重庆谈判时，蔡楚生等人专门去拜会过毛泽东，主席记忆力惊人，还清晰地记得蔡楚生当年瘦病的样子，宾主间的心理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谈话一直在愉快的氛围中进行，毛泽东宏论滔滔，谈到预期要5年的解放战争，到当年7月已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仅用了3年的时间，有点出乎意外。接着，谈到了继承中国优良的旧文艺的问题。据蔡楚生的记述，毛泽东当时说：“过去我们因为革命还没有基础，所以对旧的东西全部都加以否定，说他们的完全不好，只有我们的才好。但今天全国就要全部解放，我们有着这样大的本钱，什么都不怕了，因此我们就得继承和宣扬过去好的东西，也扬弃那些不好的东西，不能像过去那样的一概加以抹杀——因为事实上中国确有许多好东西，而且是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如此轻松的谈话语境，特别是毛泽东宽广的历史视野与政治胸襟，为其后面谈及中医问题作了良好的铺垫。
晚7时余，在会客厅外一间仅能放下一桌饭菜权且可以称之为“饭厅”的窄小房间里，宾主落座，开饭了。蔡楚生记述：“菜很丰盛，做法也很好。主席频向我们敬酒，并祝我们健康，我们也回敬了。”蔡楚生十几年来滴酒不沾，因为是荣幸地参加毛主席的宴请，也先后喝下了两杯葡萄酒。毛泽东听说蔡楚生这是破例之举后，显得十分高兴。
正是在这次宴席上，毛泽东谈到了近日卫生部正在开会，据统计中医有80万人，但西医却只有2万人，老百姓需要中医，而要说服西医和中医能和好相处，实在是一个问题。这时，蔡楚生发表议论，说：“中医尽管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到底是经过几千年来无数的人所试验出来的医药或方法，其中自有至理在，如果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讨分析，必可获得良好的发展。”这一观点，深得毛泽东的认同。顺着这话音，毛泽东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自己少年时期的亲身经历。
毛泽东说，他在七八岁的时候，曾从嘴中甚至是鼻孔中呕出许多蛔虫，随大便而下的更不知其数，因甚危急，拟请邻村一医生来诊治，但该医生闻有如此之多的蛔虫，竟吓得不敢来，嘱携回一包麝香试服之，不意一服而愈，足见中医亦自有其道理。
这真是耸人听闻的回忆，人在成长中难免七灾八难，而旧中国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简直就是加附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一道死神魔咒，导致了多少英才夭折。想到这其中可能就有后来挽救中国革命、改写中国历史的一代伟人，真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同时，对流传数千年的中医药不能不叹服折服之至。
少年时期的这段生死经历，让毛泽东亲身体验了中医药的神奇疗效，并由此对祖国厚重的中医药文化遗产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对宾客讲完这段往事后，毛泽东意犹未尽地总结了一句：“不然，我们的国家怎么可能繁殖到几万万人口？”这就是推己及人、由此及彼的智者思想了。
受毛泽东这番话的启发，蔡楚生也讲了一段自己少年时期的记忆。他清楚地记得族人二尚叔因为枪膛爆炸，手受了重伤，生命垂危，幸好蔡楚生父亲纯甫公曾以3枚铜元在市上买过一本手抄本医药秘方，从中找到一副“七厘散”的中药方子，照方抓药医治，救活过来。毛泽东听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关切地问那秘方是否还在。蔡楚生猜想那本手抄本可能还存放在潮阳故居，但经历战乱，不敢保准，只能回答恐怕已经不在了。接着，他又为毛泽东讲了曾在上海行医的“张聋甏”及其后人的医术医德。毛泽东听后表示，如果能够开设一学校使他能够教授学生，岂不大佳？毛泽东扶助中医的思路在此已表露无遗。
边吃边聊，席间，毛泽东自己起立去盛饭，并不用服务员将饭送到自己手边。受此身教，客人们在吃第二碗饭时也是自己去添饭的，不敢再作客人之状。晚7点多，这顿令人愉快和难忘的晚饭吃完了，客人随着毛泽东仍回客厅交谈。没过多久，外面传来了林伯渠和几位农民代表将于晚7时55分来见毛主席的消息。于是，毛泽东与客人们一一握手，先行告辞离去。
带着无比愉快的心情，蔡楚生返回住处。他补记的那天日记留下了毛泽东植根于少年经历的中医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