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几次讲话，事先都没有写出现成的发言稿，而是他同中央其他负责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商定后，亲自草拟了一份简单的提纲，然后依据这份提纲的基本思路并结合会议进行的实际情况，从“引言”到“结论”严肃认真而又自由生动地当场演讲的。会议当时有一个速记员，详细地记录下了毛泽东讲话的全部内容及其他人的发言。
会议过后，毛泽东讲话的速记稿当即经过秘书简单整理（称“整理稿”）后，曾被有些单位和个人拿去传抄和翻印，但却没有公开发表和正式出版。其原因：一是为了有一个进一步思考的时间，以便经过补充、修正和丰富，使其更臻完善；二是为了让其在实践中得以考察，检验其是否符合客观现实的需要；三是为了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把一切好的正确的见解都吸收进来。
1942年5月13日，即座谈会召开后的第11天，边区文委所属的戏剧委员会专门召集“戏剧界座谈会”，讨论“剧运方向”、“戏剧界团结”及“普及与提高”等问题。这次会议开得及时而热烈，从其内容和性质来讲，是当时文艺界最早响应和宣传毛泽东《讲话》的具体行动。
1942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栏刊登《告读者》重要启事：“最近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的读者。本版决定将与此会有关诸材料及名作家的意见，择要续刊，以供参考与讨论。”此后，《解放日报》从5月14日至19日，接连发表了萧军的《对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艾青的《我对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严文井的《论好作品》，唯木的《当前的剧运方向和戏剧界的团结》。文艺刊物《谷雨》1942年6月15日第一卷第5期上刊登了丁玲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刘白羽的《对当前文艺上诸问题的意见》。这些文章都宣传了《讲话》的精神。
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50多位党员文艺工作者应邀出席。会议由周扬主持，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及李卓然等亲临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一面实际工作，一面体验生活，改造思想，为创作打下深厚的基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由党中央召开的一次全面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动员会。会议情况和各位领导的讲话，《解放日报》于1943年3月13日在头版显著位置作了全面报道；并在“毛泽东同志曾指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的小标题下，十分详细地介绍了《讲话》特别是“结论”部分的主要观点，有些是摘录原话，有些是转述大意。这次会议后，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如舒群、何其芳、周立波、萧三、丁玲、刘白羽、陈学昭等纷纷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表示热烈拥护中央的号召，并用《讲话》精神检查总结自己的思想和创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艺下乡”运动，延安和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崭新景貌。
1943年4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由艾思奇撰写的重要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这是中央以党报社论的形式更进一步宣传、阐发《讲话》精神的一次创举；而这篇总结2月间春节文艺活动的文章，实际上又包含着对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讲话》一周年的隆重纪念。
至此，人们对《讲话》的基本精神通过上述的各种途径已经有了一些了解。随着学习的深入，广大作家艺术家们迫切希望能够读到《讲话》的全文，以便指导自己的创作，推动解放区文艺的进一步繁荣。根据这种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复考察、检验和广泛听取意见，毛泽东在原“速记稿”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整理、修改和加工，于1943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日，在《解放日报》上以一、四两个整版和二版三分之一的版面，第一次全文刊登；同一天延安新华社以电讯的形式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全文播发。
在刊发《讲话》全文时，《解放日报》还加了一个按语，全文是：“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新华社在播发《讲话》全文的同时，又播发了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讲话》的《通知》，要求“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这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光辉著作，便通过报纸和电讯正式发表了。
全国解放后，1953年中共中央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收入《讲话》时，新的版本称“毛选本”或“53年本”，与“解放社本”相比，有一些重要的改动。
首先，从篇幅方面，抽去了并不属于《讲话》本身内容的原《解放日报》编者按语；附加了13条注释，这对人们阅读和理解《讲话》内容大有帮助。
其次，从文字方面，作者作了不少的修改。据粗略统计，全篇共修改266处。其中删节原文92处，增补文字91处，修饰词句83处。
第三，涉及内容变动稍大的，主要有下面几处：
一是“引言”中在谈到对敌人的态度问题时，“解放社本”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不应该给他们‘歌颂’呢？绝对不应该，因为他们都是万恶的反动派。他们在技术上也许有些优点，比如说他们枪炮好，但是好的枪炮拿到他们手里就是反动的。我们武装军队的任务是在把他们的枪炮夺取过来，转过去打倒他们。”而“毛选本”则把此删去。
二是“结论”部分在谈到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时，“解放社本”有这样一段话：“还在抗日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我们应联合他们，但是他们不赞成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他们都有为他们自己的文艺，我们的文艺不是为着他们，他们也拒绝我们的文艺。”“毛选本”对此也予以删去。
三是紧接上文，“解放社本”写道：“在这四种人里面，工农兵又是主要的，小资产阶级人数较少，革命坚决性较小，也比工农兵较有文化教养。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着工农兵，第二才是为着小资产阶级。在这里，不应该把小资产阶级提到第一位，把工农兵降到第二位。”而“毛选本”则把此删去，加上一段：“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
四是在谈到生活美和艺术美的关系时，“解放社本”在论述了“六更”后举例说：“活的列宁比小说戏剧电影里的列宁不知生动丰富多少倍，但是活的列宁一天到晚做的事情太多，还要做许多完全和旁人一样的事，而且能够看见列宁的人很少，列宁死后大家再也看不见他了。在这些方面，小说戏剧电影里的列宁就比活的列宁强。”这个例子在“毛选本”里也删掉了。
五是在谈到普及与提高问题时，“毛选本”对“解放社本”作了较多的修改。如原版中的“普及的文艺是指加工较少，较粗糙”，改为“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原版中的“而提高的文艺则是指加工较多、较细致”，改为“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原版中的“但是一切提高工作的指导作用，都不是硬搬，硬搬就只会起破坏作用的”，删去之后加上了一句：“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而原版中的“高尔基在主编工厂史，在指导农村通讯，在指导十几岁的儿童，鲁迅也用了许多时间与普通学生通讯”，则删去。
六是在谈到借鉴与继承问题时，“解放社本”的论述是：“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这些东西，作为我们的借鉴”，“但这仅仅是借鉴而不是替代”；而“毛选本”则修改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七是在剖析“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个错误观点时，谈完“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之后，“解放社本”写道：“但人民的缺点主要地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统治他们的结果，我们革命的文艺家们只应该把它作为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的罪恶去暴露，而不应该是什么‘暴露人民’”；而“毛选本”则写道：“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
综上所述，尽管从总体上来看，新的版本比旧的版本在内容上显得更加丰富、完善和科学，但是1943年10月的“解放社本”在毛泽东《讲话》发表和出版的历史上，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意义。这不但表现在，她是1953年4月“毛选本”的直接蓝本，是各解放区和国统区、敌占区及港澳地区各种版本的直接蓝本，而且更重要的，她乃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早正式出版发行的唯一版本。这个唯一版本的最初印刷“样本”，曾被《讲话》出版发行的主要经手人尹达同志整整精心保藏了20年，直至1962年5月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才送交北京图书馆珍藏。所以，这又是十分令人感慨的。
（选自常紫钟、林理明主编的《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一书，该书2001年2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