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集——唐功儒诗文选》出版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并表示真挚的祝贺！
功儒同志是《大江南北》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他从1985年5月参加《大江南北》的筹办，一直工作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在这期间，他历任杂志社编委、副主编、主编、顾问，在忙于日常编务工作的同时，亲自撰写了大批优秀诗文，热情讴歌了新四军及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弘扬了主旋律，传递了正能量，为《大江南北》杂志的创业和发展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本诗文集，见证了他晚年发挥余热，为《大江南北》尽心尽力、操劳不息的全过程。
功儒的作品，过去我是断断续续、一篇篇看的，觉得他很有学养，文字功底深厚；这次集中起来看，感觉就不只停留在上面所说的那些了，而是感到他一生的心路历程：爱什么，恨什么，追求什么，就活蹦蹦地跃然纸上，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震撼力，尤其他的诗词，确实语言美，意境美，情景交融，扣人心弦，令人难忘。
功儒是山东烟台人，1931年生，今年82岁。1947年5月，他16岁时参加革命。当年正是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受挫后，调整战略部署，调集重兵向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解放战争即将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期，也是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处于最困难、最艰险的时期。功儒先是考入由苏皖解放区北移至山东解放区的华中建设大学，三个月后全校近2000名学员响应党的号召，集体转入胶东军区的军政大学，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成员。1949年青岛解放后，他由第三野战军32军调到山东军区工作。
1952年后，他先后转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江苏省委工作。
1956年，他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后又调到海军部队，1985年从海军驻沪部队离休。这一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中共上海市委老领导、新四军老战士魏文伯、夏征农和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老同志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正研究策划创办一个以宣传新四军、宣传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为主旨的文史杂志。功儒是夏老在华中建设大学时的学生，经夏老推荐，他就从此投入《大江南北》杂志的工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向人们，尤其向青年宣传新四军，宣传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使后人能够理解、接受前人留下的、渐行渐远的精神遗产，发挥史鉴、育人的作用，这是《大江南北》从筹备创办就一直关注的重大课题。夏老在为《大江南北》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中，深刻阐述了在新的形势下创办这个刊物的必要性、重要性，要求把它办成一本既传播革命传统，又有艺术感染力的具有特殊风格的杂志。根据夏老发刊词的精神和办刊初期的实践以及读者的意见，后来功儒将刊物的编辑方针作了这样的概括：历史与现实结合，学术性与文学性兼备。据此，栏目的设置大体分为历史、现实、文艺三类。经过长期实践，实行这一编辑方针，丰富了刊物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较好地做到雅俗共赏，扩大了读者面，增强了宣传效果。1989年中央电视台在午间新闻节目中连续5次播放评价《大江南北》杂志的消息，认为该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被读者称之为“老同志的知音，年轻一代的良师益友”。
功儒历来爱好文学，在南京大学读的就是中文系。1985年离休后本想在文学方面发挥余热，夏老推荐他办《大江南北》。他顾虑不熟悉新四军历史，做不好这项工作。夏老勉励他说：“文史不分家，你有文学功底，可以把史编得更好。司马迁的《史记》是历史与文学统一的典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是有《司马迁与史传文学》一章吗？”夏老的一席卓见，使他下定了参与创办《大江南北》的决心。
功儒在这一点上，确是一直保持着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这就是既然办一件事，就一定要负责办好。在长期办刊的过程中，他始终心无旁骛，边干边学，全身心地扑在《大江南北》杂志上，自杂志创刊以来，他几乎从未请过假，有时身体不适，也坚持上班。他对人对事要求严格，对不良现象敢于批评。杂志每出一期，编辑部有两次会议是雷打不动，必须坚持的，一是出版前的编前会议，商定这一期主题和各栏的安排；二是出版后的评刊会议，对这期文稿的内容、编排、标题、文字优缺点进行评议，着重找差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两次会议，既商议工作，也是政治、业务学习，对保证刊物的质量起了较好的作用。
2002年9月，经第三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评选会议评审，《大江南北》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功儒赋诗道：“十七春秋默默耕，不为阿堵不为名。心头一点长明火，世上千般未了情。涉水登山寻史迹，分花拂柳识新程。金风奏起丰收曲，天道酬勤贵正声。”这首诗，确实道出了杂志社全体同志的心声。
2003年，在夏老百岁华诞时，夏老赠送功儒《夏征农文集》（五卷本）一套，并为功儒题词“有志者事竟成”，对他在《大江南北》的工作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确实，功儒的晚年过得很充实，很有价值，不仅在文学方面卓有成就，而且在史学、新闻工作方面也成为行家里手。他的敬业、奉献精神，令人钦敬。
我是1993年参与《大江南北》杂志工作的，与功儒共事已达20年。在我来之前，《大江南北》已经办了8年。在首任主编、我的老领导、老战友徐中尼同志的主持下，《大江南北》杂志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95年，中尼因病重辞去主编，由功儒接任。我们过去不相识，经过长期共事，现在可以称为知己了。我比功儒大几岁，我们是同时代人。共同的经历和理想使我们在政治观念、历史态度以及办刊的指导思想上，都高度一致，从而在工作上密切配合，相互支持。我们深感自己在晚年还能一起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是很幸运，很值得珍惜的。我们为此感到欣慰。由于年龄因素，现在我们退出了杂志社的领导班子。我们衷心期望杂志社新的领导班子，在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领导下，在现有的基础上，开拓进取，把《大江南北》杂志进一步办好，为宣传新四军，宣传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作出更大努力，发挥更大作用。
周恩来同志曾把历史称作“民族的记忆”，认为“历史对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我想，功儒的这本诗文集，将会有助于人们记住周恩来的上述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