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色资源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4月下旬，正是祖国西南春末夏初之时。本社工作人员一行十余人赴贵州、重庆，考察两地部分红色经典景点，重温党史、军史、革命斗争史，从中感受当年红军奋斗的激情，汲取革命前辈信仰的力量。

（一）

遵义，黔北重镇，贵州省第二大城市。随着旅游巴士一步步驶近遵义，路边的标语牌、宣传板上越来越多地闪过四个字——“转折之城”。

对党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转折之城”说的就是遵义；那个光辉的转折点，就是1935年1月15—17日在这里召开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的伟大意义在于：毛泽东在这里崛起，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站起，中国革命在这里大转折。1964年11月，毛主席为这里写下“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据说这是他唯一一次为党的会议会址亲笔题名，足见遵义会议在他心中的位置。

我们走进那座原属黔军师长柏辉章的院落，那幢十分眼熟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静静地矗立在院子的一角。在午后的阳光下，大家兴奋地合影留念。稍有遗憾的是，出于保护珍贵文物的需要，从2008年起人们就不能登楼参观了，只能在陈列室里看到那间按原比例复制的二楼会议室。

陈列室里挂着遵义会议20位参加者的照片：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以及他的翻译伍修权。展厅里还有大型雕塑和大幅油画作品，艺术地展示着与会者在会上的座次和神态。

在一块展板上，以红底白字的表格列出了遵义会议的议程：秦邦宪（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补充说明的副报告，张闻天（洛甫）作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亦称反报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王稼祥发言。后面三者的报告和发言，尖锐地批评了秦邦宪、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的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

会议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何克全(凯丰)支持秦邦宪的主报告，认为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批评是偏激的，而李德更是拒不承认错误；但是多数与会者从亲身的经历中衷心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和意见，认为秦邦宪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参观至此，讲解员特意提示大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的最高负责人都由设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来指定，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决策也须听从共产国际及其派驻中国代表的意见；而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对党的最高负责人的撤换，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做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走出会址的我们，对发生在“转折之城”的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感悟。接着，大家还参观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等处。在会址旁“红军街”上，一群头戴八角帽、身着红军服的老年艺术团成员正在高唱革命歌曲，吸引了路人纷纷靠前聆听和拍照。

（二）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在遵义西面，川黔两省交界的地方。从那里开始到赤水市，我们的车始终行驶在赤水河两岸的崎岖山路上。这可是一条大名鼎鼎的河流，流经滇黔川三省，全长约有500公里，其中有一小段被称为“美酒河”，孕育了闻名中外的茅台酒以及习酒、郎酒等等。

而令赤水河更加出名的，则是发生在1935年1—5月的“四渡赤水”，那是长征途中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的简称，是世界军事史上运动战的光辉典范。毛主席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称四渡赤水是“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一路颠簸近5小时，我们来到革命纪念地——土城镇参观。土城附近的青杠坡，是遵义会议后红军打第一仗的地方，但由于没摸清敌情，加上对川军的实力认识不足，红军未完成预定任务，战斗失利而被迫撤出；土城的浑溪口、蔡家坨，又是红军兵败后一渡赤水的渡口所在地，是毛泽东“得意之笔”的起笔之处。此后，虽然还有三渡赤水前的鲁班场败仗，但总的来说，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又回到了红军之中，自长征以来始终被动挨打的局面改变了，“压抑的心情开始舒畅了”（刘伯承语）。

“四渡赤水纪念馆”就建在土城镇长征街上，由张震将军题写馆名。我们在馆内一块多媒体展板前，仔细观看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动态演示，认真听取了讲解：一渡赤水，集结扎西，待机歼敌；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大量歼敌；三渡、四渡赤水，突破天险，摆脱敌人……在为时100多天的整个战役中，红军共歼敌1.8万余人，俘敌3600余人，摆脱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围追堵截，开启了长征后半段的胜利历程。

青杠坡，青杠坡，四渡赤水的发端之战！展厅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这部分，虽败犹荣的土城之战正是发生在这里。在敌众我寡、战局万分危急之时，朱总司令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战斗，毛泽东考虑到这样太危险，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毛泽东终于点头了。朱德和刘伯承出现在前沿阵地，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随后我军得以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年轻的讲解员用充满感情的语调说：这次战斗是我党我军有史以来参战人员“级别”最高的一场战斗——党的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和国三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一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五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耿飚、张爱萍，十大元帅中的七位——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陈云、董必武、林伯渠、胡耀邦，以及150余位将军悉数参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听到这里，参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我们还听到一个流传在当地的传奇故事：当年21岁的张震，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营长，战斗中受伤后在青杠坡永安寺养伤。寺庙主持秦修大师见到张震后说：此人天庭饱满，体格强健，实为有福之人，如能赶上红军大部队，将来必定是将帅之才。惜才的大师找来几个农民，背着受伤的张震躲过敌人封锁，追赶上了红军大部队。1993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故地重游，然而永安寺早已不复存在，回忆当年情景，他感慨万分……

（三）

抗战初期（1938年前后），国民党军统在贵州和重庆建立的三个集中营（监狱），竟还有“大学”、“中学”、“小学”之分。本社一名编辑说：“这次不来走一趟，还真不知道有这回事！”

“大学”指的是贵州的息烽集中营，“中学”是重庆歌乐山的白公馆监狱，“小学”是重庆望龙门监狱。这是按规模大小、管理级别等大致划分的。案情重大者从“小学”转囚于“中学”，案情再重大的由“中学”转囚于“大学”，军统内部称为“转学”。如果处死被关押者，则称为“留学”了。

我们先参观的是“大学”——息烽集中营旧址。它设在贵州息烽县城南六公里处，距贵阳64公里，从1938年11月开张到1946年4月22日撤销，这里共关押共产党人、抗日志士、进步青年、爱国人士等1220余人，杀害和折磨致死600余人，释放140余人，下落不明400余人，革命者的鲜血浸透了息烽大地。在集中营旧址前面的广场上，我们向烈士群雕敬献花圈花篮，肃立默哀。

在息烽被关押过的有：“西安事变”功臣、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及夫人谢葆贞，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秘书宋绮云及夫人徐林侠、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民主人士马寅初、陈其尤，共产党人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小说《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许晓轩（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张露萍等。抗战胜利后，息烽集中营撤销，包括杨虎城、黄显声、宋绮云在内的72人被转移到重庆继续关押。

得知我们来自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主办的《大江南北》杂志，讲解员特意介绍了陈策烈士，他是息烽集中营千余被关押者中唯一一个有新四军身份的人。陈策1918年出生于四川合江，曾在家乡当小学教师，1936年秋因不满学校封建势力的统治愤然投入川军，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川军饶国华部出川抗敌。1938年，他邀约同乡投奔新四军，在新四军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他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先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后被转押至息烽集中营。在狱中，陈策威武不屈，带头反对“同室连坐”狱规，多次策划越狱。1946年7月，他被转囚于重庆白公馆，1949年11月27日在白公馆被杀害。我们默默注视着照片上那张年轻英俊的脸，心里牢牢记下了他的名字。

据介绍，蒋介石当初选择在息烽建集中营，是看中这个地名有“熄灭革命烽火”之意。然而，恰恰在这个戒备森严、杀人如麻的地方，由罗世文、车耀先等组成的“中共狱中秘密支部”，领导难友们与狱方进行艰苦而巧妙的斗争。真可谓：炼狱忠魂，烽火不息！

我们一到重庆，就马不停蹄地参观了位于歌乐山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座人间魔窟的旧址。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小说《红岩》影响了几代人，也使这两所罪恶的监狱恶名远扬。我们这一行人，都曾是小说《红岩》的痴迷读者。发生在这里的真实故事，尽管与小说《红岩》中不大一样，但书中人物的生活原型都是存在的，确有其事的。比如，文艺作品中的“江姐绣红旗”虽然是艺术虚构，但在狱中制作红旗庆祝解放的事确实有过，只是发生在白公馆男牢罗广斌、陈然等人身上。再如，小说《红岩》中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疯老头——革命者华子良，其生活原型叫韩子栋，为了不暴露党员身份，他在狱中长年蓬头垢面，装疯卖傻，在敌人对他放松看守之时，数度为难友传递情报，并最终找到机会从白公馆逃脱。他1985年离休前曾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等职，1992年5月因患肝癌不治去世，享年84岁。

最震撼人心的还是江姐——江竹筠。尽管我们当中许多人对她的英勇事迹耳熟能详，但随着讲解员娓娓道来依然会泪湿眼眶。这个年轻的弱女子，在渣滓洞的刑讯室里接受各种严刑拷打，在狱友们目力、耳力能及的地方，做出了坚贞不屈的榜样，淡淡的一句“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恰如雷霆万钧，振聋发聩。而她对丈夫、对孩子的深情厚意，又是那么缠绵悱恻，动人心弦。1949年11月14日，在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44天之时，江竹筠、齐亮等30余人，被特务秘密杀害于电台岚垭。而在这一天前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从重庆溃逃之际，在歌乐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包括杨虎城、黄显声、宋绮云等均遭毒手，连小萝卜头这样幼小的孩子也不能幸免。残忍的杀戮以1949年11月27日这天为最，竟有200多革命志士（包括新四军战士陈策）饮恨倒在大西南黎明之前。

呜呼，青山常在，烈士精神永存！

一路学习考察，一路感悟交流。我们带了一批近年来的《大江南北》杂志和本社成立25年纪念画册，由老社长陈扬、老主编唐功儒分别赠送给遵义会议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和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负责人。他们也都热情地回赠了各馆精心编辑出版的书籍和画册。双方亲切交谈，吐露心声：“宣传党的历史，弘扬革命传统，是我们作为红馆、红刊的共同任务。任重道远，今后大家要加倍努力，密切协作，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