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前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认识述析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结束，毛泽东致信中央，并很快撰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记述了湖南农民运动真实情况，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性探索。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道：“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一篇经典性著作。”它是“以后完整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毛泽东此次实地考察所得材料以及由材料上升到理论层面的思考，表明他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认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他最终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是他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道路的重要环节。

1927年前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认识的发展变化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1927年初以前，他的认识经历过重大变化。1924年初，毛泽东曾明确提出：“只要我们还不确信我们在农村拥有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只要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没有进行宣传，我们就不能下决心采取激进的步骤反对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这表明毛泽东是时还未将土地革命与中国革命紧密结合起来。

1925年初，毛泽东从长沙到韶山，亲手点燃韶山农民运动火种，他在韶山走村串户，建立农民协会，创办农民夜校，在农民中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同年8月，他又领导开展了农民平粜运动，等等。这许许多多的第一手鲜活材料，使毛泽东看到了解决农民问题的一片新天地，后来他回忆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味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1925年9月毛泽东前往广州，同年12月他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鲜明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些表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发现农村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贫苦农民对改变现状有着强烈的要求，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二是认识到中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依靠力量是农民。毛泽东摆脱了此前对革命力量太单薄的忧虑，信心大增，此后开始以很大精力从事农民问题的研究和实践。

1926年5至9月，毛泽东主办了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在教学和实践活动中，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进行了许多探索，亲自为学员们主编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9月1日，毛泽东为该刊作序《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文章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和性质都作了开创性论述。文章开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分析原委：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要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必须先发动“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明确结论“所谓国民革命，其大部分即农民运动”。他号召同志们：“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文章虽未具体提到土地问题这一农民问题的核心，但难能可贵的是特别提到了政权问题，文章说：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性质有些不同，农民运动“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必须“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才会“有农民的地位”，并认为：“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1927年及稍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认识质的飞跃

恰好在这个关键时刻，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由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尤以湘、鄂为盛。这为毛泽东进一步研究农民问题提供了机会，加上党内外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他决心深入农村实地考察，寻找领导农民运动乃至中国革命的方略。由于有这个内在动因，在考察过程中，毛泽东显得特别有针对性，并很快成就雄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章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政策，形成了许多重大理论性思想，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得到印证、运用，并不断深化。

（一）贫农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2月16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鲜明指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个占了农民总数70%的阶层作了“农民协会的中坚”，成了“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毛泽东认为贫农之所以具有如此的革命性，归结到经济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因此，他们起来革命乃是要求获得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地。

调查中，毛泽东还看到，农民希望获得土地的愿望到了十分迫切的程度。他在报告中一开篇就提出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指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历史证明，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中心地位上。经过长期探索，至此毛泽东终于认清了这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调查结束后，他立即着手进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项工作。恰在此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批评了国共两党“对农民问题注意不够”，对“土地改革不够坚决”，明确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并指示国共两党“进行连续性的彻底改革，以实现土地国有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共产国际扩大全会影响下，原先主张暂缓进行土地革命的中共党人和部分国民党左派迅速改变看法。1927年4月，武汉国民党中央成立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的土地委员会，制订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案。短时期形成的政治形势对毛泽东农民问题的主张十分有利，在4月8日到5月6日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召开的几次座谈会上，他积极宣传和推行自己主张，“成为会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明确提出了必须没收地主土地，按农村人口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具体步骤是从“政治没收”到“经济没收”（《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会议形成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议案上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没有通过，被暂时保留。但是形势的发展完全印证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和主张，这时候，湘、鄂、赣部分地区的农民运动已经从减租减息跃向重新分配土地了。这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的信心，后来他明确提出“土地革命”这个命题，并一直身体力行领导全党推行土地革命政策。

（二）农村是中国革命的大舞台和主战场。通过考察，毛泽东发现，中国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分布呈现着严重不均衡状态。一方面，农运一搞，土豪劣绅就吓得往城里跑，而留在乡里，没有跑掉的土豪劣绅就只得向农会投降；另一方面，短时期内，湖南农会会员就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万，出现了一个农村大革命高潮。毛泽东还发现贫农“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这一切，使毛泽东亲身感受到，城市是反革命势力的堡垒，农村才是共产党人的天地，中国革命的大舞台和主战场在农村。他在报告中写道：“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所以，毛泽东对贫农在农村的一切革命行动，进行了充分肯定，这样就充分估计到了农村革命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后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当机立断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开始践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三）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对农民的改造。此次考察，毛泽东主要锋芒是指向党内外的错误思想。因此，毛泽东在肯定农民运动“好得很”的同时，鲜明指出农民运动无所谓“过分”，坚决反对“助长反动气焰”的事情出现。但是毛泽东还是提出了“农协整顿纪律”的策略口号。这是因为他在调查中发现农民队伍中确实存在“少数不良分子”，像在衡山，这个“少数不良分子”在贫农领袖中占到了15%。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要由共产党“对群众做宣传，对他本人进行训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毛泽东在主要是反对反动言论的情况下，能把这种看法表达到这种程度，说明他内心对农民需要改造有着清醒认识。这给党如何去组织、领导好农民提供了初步的方法和方向，对他后来进一步提出的无产阶级应该通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有着相当的作用，从而避免了农民革命战争的局限性。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研究的贡献及对今天的现实意义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大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得好，国家就稳定发展，解决不好，便会动荡不稳。客观上看， 1920年代时，中国的农民问题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尖锐的地步，根本的原因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问题。直接表现便是无地或少地农民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选择和平有序改革还是武装暴力解决？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贪婪愚昧落后无知，害怕改革失去他们手中哪怕一点点的利益，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以及与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结合的新军阀和其背后帝国主义便无法主动从生产关系上进行改革，农民的土地问题和生存问题得不到解决，这就决定了和平有序解决的无望，这已经不是由哪一个单个的人所能选择决定的了，使得武装暴力解决便成为必然的选项。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分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1927年前后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在今天也仍有极好的现实借鉴意义，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是毛泽东的政治勇气和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这种探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要不要开展和支持农民运动，这在当时党内党外分歧都是很大的，尤其是支持的一方受到的阻力更大。阻力的来源，有的是出于利益的考量，如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等右派，有的是因为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问题，如陈独秀张国焘等，他们都是当时的政治上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过硬的能力是无法深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的。毛泽东这个非主流派，少数派成功做到了，他不从大流，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要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打倒“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及其背后“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从而将矛头直接指向腐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和反动的上层建筑，这样就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

二是毛泽东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其中有三点，一是通过直接的实践来了解问题和参与问题解决的方法。毛泽东1925年深入农村社会实地开展农民运动和1926年在广州领导农民运动讲习工作，这些实践都是获得经验，运用理论和提升理论的最好方法；二是通过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来掌握情况，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1927年毛泽东实地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很好地达到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后来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一生遵行。三是实事求是，相信现实，相信大多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来解决问题的理念。毛泽东当时的实地调查，都是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关注的是社会最大多数的群体，这就为他掌握社会真实情况，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依据。后来，毛泽东创造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成为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毛泽东正是依靠这些正确的方法，找到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那就是要在广阔的农村大地发动由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农民革命战争。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的农村问题这方面情况的发展与90年前的中国已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毛泽东当年实事求是的勇气、引领潮流的能力、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信念和解决问题的基本准则今天仍然是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所需要的，当然具体方法又可能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