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杭州

毛泽东同志1921年赴上海、后到嘉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路过杭州，住了一天。直至解放后，先后有40余次来杭州，除了首都北京，这里是他住过时间最长久的地方。每次到杭州后，都说：“到家了。”王芳同志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担任毛主席警卫工作38次，到了晚年，他由我们帮助撰写回忆录时，才较详尽地谈了毛主席在杭州活动的一些情况。

主持起草第—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来杭州，此来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国初期，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到1953年，《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基本实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条件基本具备，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33人。

毛主席来杭州后立即开始工作，首先主持制定起草《宪法》的工作计划，于1954年1月15日致电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意见，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各中央委员阅读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近代的一些宪法。刘少奇于翌日即复电称“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

宪法起草小组于2月中旬完成初读稿，为深入研究修改，中央又成立6个讨论研究小组，将初读稿、修改稿多次送中央政治局审议。2月25日，宪法起草小组送出二读稿。2月28日和3月1日两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同志进行专门研究修改，又经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次讨论修改，形成宪法草案初稿。

1954年3月23日，毛主席回北京，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将宪法草案初稿提交大会并在全国范围开展讨论。1954年，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了中国过渡时期总任务、总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毛主席领导起草的这部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是中国人民百多年来革命斗争经验总结和胜利成果，有开天辟地的伟大意义，它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法治国的新天地。

毛主席这次来杭州，住了两个半月，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就包括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宪法译本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译本，这些就是当时阅读研究借鉴的内容，起草宪法的参考资料。毛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思考、研究问题到忘我的地步，确是殚精竭虑了。
特别关注对“三农”调查研究
        毛主席多次找省里领导了解农业生产情况，还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1954年初的一个早晨，主席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他提出去新登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天刚蒙蒙亮，主席和随行人员分乘四辆轿车到了新登。下车又步行了一二公里路，主席手持竹竿健步走在前面。路旁出现了一个自然村，王芳同志请主席戴上口罩，主席便大步进了村。这个村有十多户人家，大多姓王，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因此名叫王家水碓村。1953年初，这个村的大多数农民自发组织了农业合作社。在村口，主席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家常，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的王关林家走去。

主席亲切地问了王关林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主席又十分仔细地问了“农民是不是都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补贴”等问题。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主席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告诉主席：“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莰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过600斤。”主席了解了连作莰稻插种时间与方法后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由于主席戴了口罩，王关林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和他亲切交谈的人就是毛主席。主席又向大家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回答都和王关林说的差不多。主席和农民在一起交谈，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就像久别的老农回到老家。临走时不少干部群众拥着主席送到村口。

离开王家水碓村，在回来的路上，主席对我们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他还说，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能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

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来杭州工作期间，还先后去过萧山、德清、绍兴东湖农场、杭州郊区等地农村，听取当地领导汇报，亲自走下农田，步入农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主席身居高位，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深入群众的领导作风，深深激励着那个时代的广大干部。

主席搞调查研究，不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他说：“别人吃过的馍不香。”就是听汇报，也不要你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汇报。主席问，你回答。主席问得很具体，要求你回答也要具体。如果具体问题回答得不清楚，主席就会说：“领导干部一定要熟悉情况，多搞调查研究。我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尤其是一把手，每年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主动权。”

1956年初，毛主席还在杭州召集9个省的省委书记开会，了解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将《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重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主席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对一些文章写了按语。其中有浙江农业合作化的七个典型材料，毛主席写了按语，向全国推广。

1959年8月2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说，主席在庐山会议结束后途经金华时要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座谈。王芳同志立即赶往金华，准备迎接主席并确定地委和兰溪、永康、金华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主席问得最多的是农业生产问题。主席问得十分具体。开始大家回答问题有点迟迟疑疑，主席显然感到不满意。他加强语气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讲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在主席的鼓励下，县委书记们讲了不少实际情况。如汇报到生产指标过高时，主席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当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主席严肃地指出：“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当汇报到群众对公社搞一平二调、生产队办食堂有意见，大家从食堂打回去的东西，回家还要重新烧，浪费人力物力时，主席又问了其他县委书记，得到同样的回答后，主席说：“群众不愿意办食堂，就应当解散。”主席还说：“集体的东西不能随意调拨，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互通有无。”

主席还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生：“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马蕴生搔了搔头皮说：“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主席说：“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大家对主席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深为叹服。主席接着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随后，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主席离开金华北上，随即又找了诸暨、萧山县委的领导了解农村生产情况。此前，主席在庐山下来经上饶时，也召集过地、县委负责人座谈会。他有针对性地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实际情况。主席回北京后不久，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主席给全国农村生产队以上六级干部的一封信。很快，大办食堂、不切实际的生产高指标、基层干部浮夸作风等问题开始得到制止和纠正。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读书学习

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每当历史的重要关头，毛主席都十分重视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正当我国革命战争取得基本胜利的重要时刻，毛主席及时指出，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当时，我们各级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学习城市管理，学习经济工作，很快地恢复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经济建设，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又没有现成的“本本”。路子怎么走?办法在哪里?这是摆在每一个领导干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年冬天主席来杭州，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来寻找。他多次讲我们党认识和掌握中国民主革命客观规律的历史经验，反复教育我们要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经济，学会经济建设的本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比较正确地处理各种比例关系，从而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

毛主席读书是很勤奋的，可以说读书成了他的“一癖”。他睡的床与众不同，一边堆着各类书，一边是睡觉的。他的办公桌、休息室甚至洗手间里都放着书。毛主席初来杭州时，我们不熟悉他的读书习惯，给他整理书籍。毛主席看到后，立即来阻止。他说，书是要读的，不是装潢门面的，有些人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想抽出专门时间读书是不多的。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页一段，多方便啊！

主席读书非常认真，常常在书页中圈圈点点，旁注眉批，写评论。毛主席读书很多，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真是博览群书。他还向我们讲了唐代杰出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勤奋治学的精神，他说，韩愈的《进学解》是篇好文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很有道理的，要获得精深的学识，就得靠一个“勤”字。

毛主席读书，很重视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常常用孟子的话来启发我们，“心之官则思”，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大脑是加工厂，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

他还说，住在北京出不了好东西，要经常到下面去，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调查实际情况，呼吸新鲜空气，为“加工厂”收集原料。所以，毛主席十分重视把读书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他经常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作调查。毛主席在浙江视察过许多地方。在省农科所，他扶犁耕地，很有兴趣地听取对农机科研工作的汇报。在省军区后勤部的油库里和金华驻军的连队里，他和解放军战士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成长。在富阳新登、萧山西兴，他下田察看水稻、蚕桑、络麻、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设想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在金华双龙洞水电站，他仔细察看水电机组设备，热情赞扬工人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列车车厢里，他接见多位县委书记，向他们调查有关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问题。在杭州住处，他亲自提名请上海的几位著名专家和教授，来杭州共议大政方针。毛主席这种不耻下问、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树起小营巷爱国卫生红旗

1958年1月5日，毛主席在杭州饭店接见外宾后，将离杭赴广州。中共浙江省委的同志去杭州饭店等候，看主席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当时全国正在推行消灭“四害”的卫生运动。毛主席突然提出看看杭州市的卫生工作。这时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说：“小营巷的卫生搞得最好。”毛主席接着说去看看。

小营巷居民区住着200多户居民，房屋比较陈旧，解放前这里卫生条件极差。人们都说那时的日子是“荒年缺柴米，丰年少棺材”。解放后，小营巷居民摆脱了贫困和传染病的缠绕，“讲卫生、爱清洁”蔚然成风，成了杭州市爱国卫生的先进单位。

车子一到小营巷，毛主席下车，便走进一户人家。主人不在，有一个小孩在，小孩认了出来，说：“您是毛主席!”主席笑了，反问道：“你看我像吗?”小孩转身到门外喊：“毛主席来了！”这一下，人群就拥过来了。主席连续走进了61号、56号、42号三个墙门，每个墙门都有数十户住户和众多居民群众。还走进了十户居民共用的灶头房和几家居民的住房，向居民了解日常生活和察看卫生工作情况。

此时，小营巷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毛主席来了，大家都奔到巷子里来了。主席在人群簇拥下走出大门，大门口的人群响起一片欢呼声。好几位胆大的年轻人伸过手和主席握手，主席立即把手伸过去。有一位白发老人想挤过来和主席握手，主席赶紧走上前去握住白发老人颤抖的手，那老人感动得流下眼泪。

主席上了车，挥手向群众告别。人们主动让出道来，高呼：“毛主席万岁!”大家欢呼着，直到远去。

毛主席视察，让小营巷成了全国爱国卫生典范。55年来，小营巷卫生委员已传承六代，六代委员目前都健康齐全，第一代委员程瑜今年已105岁。第六代委员金凌，今年27岁，自拿到接力棒起，从不懈怠。六代人一直坚持用勤劳双手装点着城市环境，倡导健康理念……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