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欢度“军休”生活的我，想想战场上牺牲的烈士，脑海里常翻腾着生我养我的故土——江苏江都昌松乡的乡名的由来。
那是在家乡人民与反动势力生死斗争的岁月。年幼的我，在农村听到的乡名就叫昌松乡。当时，只是听大人们说这个乡名是为了纪念我们家乡的两位革命烈士——史昌勋、卞松山而命名的。
前不久，我回到故乡，找一些亲朋故友闲聊，收集了有关史料，进一步了解到乡名由来。
史昌勋同志是离我的老家褚巷村三里多路的史家庄（现为昌勋村）人，生于1914年冬。他9岁丧父,只读过几年私塾。十六七岁就到上海一家猪场当养猪工。他每天起早贪晚，要到附近人家去收集下脚料，给猪做饲料，劳动很辛苦，而所得的工资仅够他一个人糊口。后来他就干脆回家种地了。
1941年，新四军在我们家乡组织民运工作队，史昌勋有点文化，又在上海见过世面，加上他性格直爽，胆子也大，对抗日积极热情，受到民运工作同志的器重。由于表现突出，1942年他就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并担任史家庄的农抗会长。
史昌勋对民兵工作也很积极热情。所以，他既负责农会，又组织民兵，哪里有战斗，他就到哪里去参战。
1943年农历6月19日，刁家铺的伪军一个营到附近徐元乡一带抢粮。史昌勋闻讯率领史家庄民兵与其他几个乡的民兵一起，配合区游击连，向伪军出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基本上消灭了这些伪军，生俘40多人，缴获很多战利品。这场战斗，使附近的伪军闻风丧胆。同年7月16日，我军进攻吴桥伪军据点，他又积极带领民兵配合主力作战。他在每次战斗中都很勇敢，成为民兵信赖的指挥员。
在史昌勋的积极努力下，吴桥区农抗会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他当选为农抗会主席。1943年11月初，为了开辟大王、二寿两个边远乡的工作，史昌勋奉命率领12个乡的农抗会长前往。工作开展到第三天，在曹家庄遭到寺巷口下来的伪军包围。史昌勋带领队员向西突围，准备调集吉孔乡民兵来阻击伪军。不料，十几名伪军预先埋伏在曹家庄西头桥下，史昌勋等不幸被捕，被押解到刁家铺河西关帝庙内。为了营救史昌勋，江都县团的侦察兵化装成车夫，推着史昌勋的养父到刁家铺探监，乘机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当夜，江都县团摸进刁家铺，剪断铁丝网，弄死伪哨兵，冲进关帝庙内，可史昌勋等已被转移到河东伪军团部。伪军在第二天上午，将史昌勋、王锦文同志杀害于刁家铺西街头。吴桥区委为了悼念史昌勋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卞松山同志是我们邻村杨家巷人，1920年初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16岁就到大桥、扬州等地学做裁缝。由于生意清淡，加上他眼睛近视，不能做晚作，被迫改行到上海拉黄包车糊口。1941年他失业回家务农。在新四军及民运工作队的教育、培养下，他参加了革命工作，1942年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到县委秘密工作训练班学习后，担任政治交通员，从事地下交通联络工作。
卞松山以米贩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4年初，卞松山任吴桥区委组织科长，不久，被提升为区委副书记，1945年又被提升为县委委员、吴桥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率领区武工队和民兵武装包围了界沟的伪军据点，迫使伪军一个连缴械投降。
1946年1月中旬，国民党军侵占了嘶马镇，不到两个月又占领了大桥和潘家桥，形势骤然恶化。一些逃亡的地主、劣绅、还乡团纷纷出笼，向人民反攻倒算，筹建乡保政权和自卫队，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在斗争形势恶化的情势下，卞松山带领精干的队伍坚持原地斗争，以策应大反攻。
1946年4月，为了坚持江都河南地区的斗争，中共江都河南工委办事处和武工队成立，卞松山任组织部长。5月27日，工委决定由卞松山带一个小分队到通扬河南6个乡开展除奸活动。6月3日上午，当卞松山等人到达车堡西头蔡大雨家站脚时，被石桥乡自卫队长孙兴祥等发现。卞松山等人冲出房间向孙等一伙射击，队员黄少年不幸牺牲，其余4人向西南方向撤退，乘船渡到河西上岸。卞松山决定分头隐蔽前进,待天黑时绕道曹王地区退回河北，不料又被敌人发现。此时，六河、董官和史家等乡自卫队很快赶到，驻嘶马的国民党部队也前来增援。卞松山机智、勇敢地在小麦田里与300多敌人浴血奋战，从上午一直坚持到下午3点左右，终因弹尽无援，他以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胸膛而壮烈牺牲。
新中国成立前夕，地方政府和乡亲们，为了纪念和告慰两位革命先烈的忠魂，就把乡名命名为昌松乡。
家乡的两位革命先烈，请安息吧！我们这些后来人，一定会以革命的名义牢记你们走过的艰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