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亲历记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我新四军广大指战员以血与火的战斗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一首英勇悲壮的史诗。当时，我是军部的一个参谋人员，跟随叶挺军长等领导同志经历了事变的全过程。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以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出电报（史称皓电）污蔑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在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我党中央针对以上情况，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名义，于1940年11月9日给何应钦、白崇禧复电（史称佳电），驳斥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并拒绝撤出华中。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我党也作了让步，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

新四军要撤出皖南，北渡长江，摆在前面的就是走什么路线与什么时候走的问题。从皖南北渡长江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过码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竹箦桥、水西地区（原江南指挥部所在地），然后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至苏北；另一条是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至无为。第一条路线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沿途都设有兵站，每一个兵站都有民运工作组，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这又是经过顾祝同、上官云相同意的“合法”路线。从泾县云岭出发，经这条路线走，大约要五至六天。项英当时特别强调要防止国民党军队对我袭击的问题，感到走这条路线不安全，所以迟迟不行动，以致丧失时机。

第二条路线是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经常来往的路线，最大优点，就是路程近，一天就可到铜、繁地区，第二天晚上就可以过江；晚上连续行军也可以过江。而且这一带沿长江两岸都是我们的地区；沿途除了日伪少量的封锁线外，都不经过国民党的防区，部队行动容易保密。11月下旬军部曾派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率领少数精干人员去侦察、安排渡江工作。他们在三支队和游击队的协助下，很快征集到近200条船，有12个渡口可以同时起渡，一个晚上可渡7500人；对敌伪一般活动规律也比较清楚。根据批准的行动计划，我们连行军命令、行军路线图都搞好了，只等军首长下决心，填上日期就行了。项英仍是犹豫不决。

就在我军迟迟不动的时候，蒋介石于12月10日密令顾祝同不准新四军经苏南北渡。12月下旬，顾祝同、上官云相调动七个师的部队对我形成大包围圈之势。
党中央一再电催早日北渡，刘少奇、陈毅、粟裕同志也一再来电建议尽快北移，李一氓也多次向项英建议尽早行动；但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反而电请中央指示行动方针。党中央在12月26日复电中，对项英作了严厉的批评，强调：“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中央严厉批评以后 ，新四军军分会才于12月28日作出了行动的决定。

当时，我们皖南的部队有9000多人，出发前作了政治动员和战斗编组。除军直机关部队外，编成三个纵队：第一纵队辖老1团、新3团，约3000人，第二纵队辖老3团、新3团，约2000多人，第3纵队辖5团和军特务团，约2000多人，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约1000多人。

1941年1月4日晚上，皖南所有的部队分三路开始行动。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由土塘到大康王附近地区集中，准备5日晚上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前进；二纵队为中央纵队，由北贡里到达凤村附近地区集中，准备5日晚上经高坦、丕岭向星潭前进，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在二纵队后面行进，军部机关驻潘村；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纵队部率五团到达茂林附近地区集中，其特务团4日晚到铜山地区集中，并前出占领樵山、大麻岭、佯攻太平。

当晚，叶挺、项英等领导同志随同军部机关一起行动。跟随机关一起行动的，还有东南局的副书记饶漱石。部队行至青弋江边，各路纵队都准备通过章家渡的浮桥渡河。因连日下雨，河水猛涨，水位已升高一尺多，河床宽了，原来用美孚火油桶架的浮桥就短了，临时又在桥的两头接了一段，部队通过时，因为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中断，不能继续使用；部队只好在河中涉水而过，当时比较混乱，行军速度非常缓慢。

6日下午，军首长召集各纵队首长会议，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二纵队出丕岭，军直属队（包括教导总队）随二纵队行进，三纵队（欠5团）出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并决定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通过各岭，正午前到达榔桥、星潭地区（旌德以北）。

6日黄昏，我军各纵队按照计划行动，继续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途中遇到敌40师、52师的拦击，皖南事变的枪声就在这时打响了。我们的作战行动开始时还是比较顺利，各部队在7日拂晓前都攻下了各山岭。二纵队通过丕岭时，遭敌人一个连拦击，被我前卫部队击退。军部紧接着二纵队的后边行动，7日上午10时也通过了丕岭，在丕岭山脚下的几间茅屋里休息。这个时候，二纵队前面的部队向丕岭以东前进，已到星潭附近；星潭外围的几个高地为敌40师部队所控制，我前进受阻，打得很激烈。那时我是作战参谋，对前面作战情况不很了解，就带一个通信员走二三公里到前面了解战况。我正在查问情况时，周子昆副参谋长也来了，随后叶挺军长也来了，他们都到前面来观察战况，我向首长们作了汇报。周子昆副参谋长对叶军长说是不是回去跟项副军长把情况研究一下，看怎么个搞法？叶挺同志说声好吧，就回到丕岭山下那几间草棚子里，跟项英商量。

在这个时候各路纵队的展开情况怎样呢？一纵队电台不通，情况不明。据事后调查，他们通过球岭以后，已越过坑口的小河，后续部队被敌40师118团伏击，受了一些损失。三纵队特务团占领高岭后，向星潭方向前进，到午后2点多，离星潭还有15华里。二纵队占领丕岭以后，即向星潭猛追，受到星潭之敌的阻击。守备星潭之敌40师，虽是国民党军队中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但据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获悉，人数并不多，仅仅是120团的两个营，当时只要我有一个营从右边抄袭一下，很快就可以拿下来。叶挺军长的决心是要3团的一个营出击，另外再从后面调5团的一个营从侧面迂回一下，坚决把星潭打下来。但是项英同志不赞成这个方案，他怕攻不下星潭，我们的处境就更困难了。这个问题，议了好久，没有结论。我们参谋人员和作战科长李志高都拥护军长的意见，要坚决打出去。大约从下午3时讨论到夜间10时，项英同志还是举棋不定。叶军长有些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样办就怎样办。”最后项英决定：不打星潭，大部队后撤回到丕岭以西，并要5团控制高岭，准备出太平。这样，原计划各路纵队于星潭会合的整个部署被打乱了，部队的士气也受到挫伤，指挥员们也议论纷纷。丕岭山下7个小时的会议贻误了战机，而且下达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带来了不堪设想的后果。

7日夜，军部回到丕岭以西的里潭仓。

里潭仓是山谷中的一个小村子，从这里向东可出丕岭，向南和东南可出高岭、濂岭，向西可出高坦达茂林，是山谷中必经的交通要道。我们军部到达里潭仓时，已经是8日凌晨两三点钟了，决定在此宿营，实际是露营，除军首长以及作战和机要部门等住进几间茅屋外，其余人员都在山坡上的树林里休息。1月8日中午，部队向高岭前进。向南大约行军两三小时，在岔道口错向濂岭走去。此时特务团已撤回濂岭，与敌79师正对峙中。正在全体向后转，改向高岭进发时，又获悉敌79师另一部正向高岭攻击前进，与我5团对峙中。不得已，军部又只好折回原地，到里潭仓宿营。

大约夜间八九点钟，有情报说，上官云相命令国民党部队收紧包围圈，调144师由茂林进占高坦，堵我后路合围，以收夹紧之效，企图将我消灭于这个山区。军首长立刻研究了一下，决定马上集合部队出发，抢先于敌，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围，仍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各部出发时，周子昆副参谋长要我留在原地，组织后续战斗部队出发，并把他的乘马留给我，要我完成任务后，骑马赶上去。军首长们走了，我就留下来组织后续部队，把3团的队伍赶快调上去。当我赶到高坦的时候，天还在下雨，大家都站在那里淋着。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也都站在那里淋雨。我下马以后，向他们汇报了战斗部队陆续上来的情况，说明现在通过的就是3团的部队。这个时候，茂林方向的枪声很密。他们没有什么指示，也没有说到底怎么办。我问了周围的同志，得知叶挺军长在离此约100米的徐家祠堂里休息，就向参谋长提出，建议军首长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办？参谋长叫我去请军长来。于是我到了军长那里。军长在祠堂左边的厢房里烤火，他的副官、警卫人员、侄儿等人，站在旁边。我去之后，向他汇报了情况，并说明项、袁、周在路边。我也向他提了一个建议，是不是首长们在一块研究一下怎么办？我不敢说参谋长要军长去。军长很气愤地说：还有什么研究的，只有坚决地打出去。这明摆着是军长对丕岭山下定了的决策不满意。我再不敢讲什么了，更不敢讲参谋长请他去，就蹲下来一起烤火。沉默了好一阵，他不讲话，我也不敢讲话。我感到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就说我出去查一下情况再向军长报告。于是，我回到项、袁、周原来站的地方，前后左右到处找，也没有找到。问了一些同志也都说没见到。我只好又回到叶军长那个地方，把前面打的情况说了一下，同时也把未见项、袁、周的情况说了一下。接着，参谋处长张元寿，作战科长李志高，还有一些科长、参谋，以及后勤部门一些科以上干部陆续来到祠里，自发地讨论起怎么突围的问题。叶军长一言不发，实际上是在倾听大家的意见。后来他站起来了，说：大家的意见很好，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军部是有责任的，但是现在不是争论是非的时候，只要大家有信心，团结一致，发扬勇敢顽强的精神，我们一定能打退敌人的进攻，突出重围，没有什么可怕的。

9日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司令部的同志陆续将查明的敌情，向军长作了汇报，军长决定立即调动教导总队增援3团作战，经过一天激战，敌114师退守茂林。黄昏，部队撤出阵地，离开高坦，向东北方向开进。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我们沿着山边走，走走停停，拂晓时，才走到了石井坑。我向沟里的来往人员了解情况，各部分的人员都有，谁也说不清情况。忽然碰到了二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同志。我请示他，现在怎么办？他说现在只能赶快上山，不能在这里停留，把军长背上山。我再往前走，碰到原老3团1营的号目张有利，我让他吹号与周围的部队联络。

10日上午七八点钟，我看到从沟里面出来一支部队，经过石井坑向北走，我走过去问是哪个部队，他们说是第5团。我说，你们暂停休息一下，军长在这里，待向军长报告，看有什么任务给你们。说罢，我就转身去向军长报告号兵联络提供的情况和5团的情况。军长听了很高兴，当即下达了三条指示，第一，要5团占领石井坑周围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坚守，掩护部队休整；第二，通知各单位就地收容失散人员，进行整顿，恢复体力；第三，通知政治部协同后勤部与地方取得联系，作好群众的工作，购买牛、羊、猪和粮食，使部队吃一次好饭，改善一下生活。这三条措施是非常英明的。10日下午，项英等同志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与叶挺、饶漱石等见了面。

经过10日这一天的收容整顿，总共还有5000人左右，这些部队集中起来经过组织整理以后，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恢复，当即调整了守备部队的任务。

11日、12日两天，敌虽向我发起两次总攻，但均被我击退。

13日下午，敌人开始第三次总攻时，5团在东流山的阵地被敌占领，伤亡甚重，虽经竭力争夺，也未能夺回。同时，我特务团的阵地也被敌40师出薄刀岭的部队突破，于是进入混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军首长们经过研究，决定分两路突围：叶挺、饶漱石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为一路，其余各部队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一个是经铜、繁到皖中，以尽可能保存更多的骨干和有生力量。

分散突围后，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和曲折，2月15日上午，我和胡立教、扬帆等同志到达苏北东台我军1师师部，见到了陈毅代军长和粟裕同志。当天下午，我们向陈、粟首长汇报了皖南事变经过的详细情况。

16日将近黄昏的时候，我们到达了盐城。赖传珠参谋长派人要我和胡立教同志立即到军部去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刘少奇谈了皖南事变的教训，主要是没有按中央的指示，深入敌后，举起民族抗日的旗帜，求得发展壮大，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他说，在皖南的弹丸之地守株待兔，守了三年，没有守到兔子，结果守来了一个老虎，反而把自己吃掉了。他说，对皖南事变的经过情况，我们原先有一些大概的了解，没有你们汇报得这样详细。最后他说，你们两人是皖南突围到达新军部的第一批同志，也是最清楚情况的同志，中央很需要这方面的材料。我们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代中原局起草了一个电报，把皖南事变经过的详细情况报告了中央。这份报告，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档案了。

皖南事变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认真记取；我军广大指战员在事变中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也将永垂后世、光照千秋。当时不少同志与敌激战，冲出重围，北上回到了部队；不少同志虽被俘囚禁于集中营，但他们英勇不屈，举行了多次暴动，继续斗争；还有不少同志坚持原地打游击，直至1949年与我南下大军会合。皖南事变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在全国人民及民主党派、海外侨胞、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我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重建军部，更加发展壮大起来，继续驰骋抗日疆场，转战大江南北，为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叶超同志已于1988年去世，本文摘选自叶超同志1981年5月在安徽芜湖举行的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首次年会的发言《悲壮的史诗——回忆皖南事变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