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四军的特殊性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与其他抗日军队一样，都是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而战斗，任务相同，目标一致。但是，新四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建军宗旨、政治工作、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等等方面，又与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有很大不同。新四军与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基本的方面完全一样，是血脉相通的兄弟部队。但是，新四军又有一些与八路军不同的经历。新四军的这些特殊性，是我们了解和宣传新四军必须注意的，也是新四军的历史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

新四军的组建，经历了南方红军游击队下山谈判、分别改编、再次改编这样一个过程。这与八路军有很大不同。八路军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中央谈判达成协议，由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的。要与原来的敌人合作抗日，思想感情上拐这个大弯也很不容易。但是总体上说，是一声令下，统一行动，比新四军的改编顺利得多。

在国共两党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进行谈判时，共产党方面就提出了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但国民党方面根本不承认南方有红军游击队存在。他们实行的是“北和南剿”方针，企图在北方与红军主力讲和，在南方继续清剿分散的红军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南方红军游击队主动发出停止内战的倡议，分头与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举行了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达成协议以后，南方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改编成番号各不相同的抗日武装，有的叫抗日义勇军，有的叫工农抗日联军，有的叫抗日游击支队，等等。后来才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再次改编为新四军。

从1937年4月闽粤边红军游击队首先与当地国民党驻军开始谈判，到1938年4月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分批到皖南、皖中集结组成新四军，历时整整一年。这是从红军游击队到新四军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组建新四军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首先是思想基础。同国民党军打了十年内战，牺牲了那么多战友，吃尽了千辛万苦，现在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思想上接受不了，感情上适应不了。电影《陈毅下山》，讲的就是陈毅去谭余保、段焕竞、刘培善领导的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动员他们下山改编，差点被当作叛徒处死。段焕竞健在时，我问过这件事情。他说，那时候根本不相信可以跟国民党合作。实际上，在陈毅以前，已经有过一位中共中央分局派去的赵书良，被他们当作国民党的说客杀掉了。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件两件，甚至有一支始终不肯下山的红军游击队。为了实行战略任务的转变，各红军游击队都组织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才使大家认识到，在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新形势下，民族矛盾已是主要矛盾，日本侵略者是共同的敌人，应该并且可能与国民党合作抗日。

思想基础还有另一个方面。各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交涉，大多经历了谈谈打打的艰难过程。国民党方面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战场上未能取得的成果，将谈判称作“招抚”、“收编”，实行“剿抚并举”的方针，甚至谈着谈着突然宣布“停抚进剿”。好容易达成了协议，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了，他们还想乘机予以消灭。“漳浦事件”，就是国民党军将已经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诱骗到漳浦县城缴了械。还有个“泉州事件”，就是国民党军将已经改编为第80师独立大队的闽中红军游击队，诱骗到泉州城里缴了械，还杀害了已任独立大队大队长的中共闽中工委书记刘突军。红军游击队经历了这些复杂的斗争，懂得了既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对国民党保持高度警惕。这种认识，这种觉悟，对后来新四军应对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是非常重要的。

组织基础，也有两个方面。其一，南方红军游击队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不得不采取以保存力量为主的方针，分散隐蔽于崇山峻岭。例如，闽北红军游击队虽然保留了红军闽北独立师的番号，实际上已分成六个纵队各自为战。到了1937年6月，进一步分散以排为单位活动。又如浙南红军游击队，最后的番号为闽浙边临时省军区，但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刘英已失去联系。刘英领导的武装分散在瑞安、平阳、泰顺、青田、丽水、永嘉等县。粟裕领导的武装在松阳、遂昌两县。经过谈判，红军游击队有了合法地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分散的小分队集结整编，后来才能按连、营、团的建制整齐地编入新四军。其二，经过三年苦战，红军游击队保存下来的人数已经不多。取得了合法地位，他们立即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动员青年参军保国，编入新四军时实力都有很大增加。例如项英、陈毅领导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下山集结时，北山、油山、信康赣（信丰、南康、赣县三县边界）三支武装共200余人，南山、崇仙、三南（虔南、龙南、定南三县边界）三支武装共100余人。经过两个月的扩军，编入新四军时已有700余人，增加了一倍还多。又如皖浙赣红军游击队下山时，计皖浙赣独立团余部30余人，浙皖独立营余部30余人，皖赣边游击队40余人，都湖鄱（都昌、湖口、鄱阳三县边界）游击队150余人，红军第十军团余部60余人，五支部队合计只有300余人。取得合法地位后，他们猛烈扩军，十天就增加200余人，为新四军提供了一个营的兵力。

二

新四军和八路军都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日。但是新四军组建略晚，挺进敌后也略晚，因而有了与八路军的又一个不同。

国民党当局接受华北的教训，在华中敌后留下了许多部队。在苏南，有冷欣的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有忠义救国军。在苏北，有韩德勤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和江苏省政府所辖八个保安旅，有李守维的第89军，还有李明扬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陈泰运的两淮税警总团两个旅。在皖西，有李品仙的第21集团军。在淮北，有李仙洲的第15集团军。在豫南和鄂北，有王缵绪的第29集团军，王仲廉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田镇南的豫南游击总指挥部，程汝怀的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新四军将这些国民党军叫做友军，共同抗日的友军，但友军往往并不友好，有机会就闹磨擦，一再向新四军进攻。所以，新四军进入敌后地区，自始至终处于日军、伪军和国民党军夹击的艰难复杂处境。新四军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与这种处境有关。

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打了不少仗，规模有大有小，有的影响很大。定远战斗和半塔集战斗是最早的反顽战斗，粉碎了韩德勤和李品仙的东西夹击，打开了新四军在皖东抗日的局面。郭村战斗和黄桥战役，为新四军在苏中抗日奠定了基础，而且都有话剧和电影，为人们所熟知。山子头战役甚至俘虏了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有些人不理解：新四军是到敌后抗日的，为什么有那么多反顽战斗？殊不知，抗日要有立足点，要有部队休整和疗伤的地方，要有兵员和粮弹的补充，而国民党顽固派总是不让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必欲除之而后快。新四军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是迫不得已，是被动之举。抗日必须反顽，反顽为了抗日。这是新四军在敌后的特殊处境所决定的。

新四军对李明扬、陈泰运等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分成功，促使他们在韩德勤部来犯时保持了中立。中共中央肯定和推广了新四军的经验。可以说，新四军的这些经验，也是日、伪、顽夹击的艰难处境中逼出来的。

三

新四军的特殊性，还因为有个皖南事变。

八路军也多次遇到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磨擦。但是皖南事变影响更大，震惊中外，闹到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几乎破裂的严重程度。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奉命北移途中，被国民党军以十倍的优势兵力围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等2000余人牺牲，军长叶挺等4000余人被扣押囚禁，只有约2000人分批突出重围。如此惨重的损失，对新四军指战员乃至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至今仍是刻骨铭心的伤痛。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断绝军械军饷的供给，从此称新四军为“奸军”、“匪军”或“某军”。新四军的这种境遇，是很特殊的。这种境遇给新四军在敌后的战斗增添了极大的困难，但也有另一面，从此不再受国民党当局政令军令的限制，可以放开手脚，完全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

关于皖南事变，已经有不少专著和文章作了研究，多年来还一直存有争论。研究和争论的主要问题，一是国民党发动这次事变的动机和目的，一是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的内部原因。这些问题当然值得继续探讨，但我以为不必过于纠缠，而应该拓展视野，从皖南事变对于全局的影响来深入研究和宣传。

首先，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在事变后采取了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保持守势的方针，既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势头，又维护了继续共同抗日的大局。这种应对危机的领导艺术十分高明。这种相忍为国的宽阔胸怀很不容易，应该有更多更好的专门论述。

新四军兵败皖南，但是指战员面对强敌的重重包围和突然袭击，顽强抵抗，浴血苦战，临危不惧，宁死不屈，斗争之英勇，死难之壮烈，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这是应该永远颂扬的铁军精神的突出表现。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指战员，在上饶集中营里坚持斗争，多次越狱，事迹同样可歌可泣。

皖南事变对中国的民主力量也有深刻影响。国民党民主派的领军人物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和高级将领冯玉祥、李济深等都对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公开谴责。柳亚子因此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在皖南事变以后成立的。正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这次事变中暴露的反动立场，促使国共两党以外的民主人士认识到必须组织起来，才能更好地为坚持抗日和争取民主而斗争。

皖南事变在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纷纷发表声明，撰写评论，谴责国民党自毁长城，呼吁枪口对外，反对分裂投降。我读到过的这类文电，就有来自美国、古巴、巴拿马、菲律宾、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伊朗、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国际舆论特别是美英的报刊，迅速披露皖南事变真相，揭露国民党的分裂投降阴谋，支持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美国政府、苏联政府也发表了声明，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提出警告。

即使在国民党顽固派中，皖南事变也会引起波澜。当年上官云相指挥国民党军围歼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是这场事变的刽子手头领。但是，一些迹象表明，他也有反思甚至内疚。1942年春国民党军事当局召开参谋长会议，第32集团军总司令部在准备汇报材料时，将皖南事变作为成功的战例列入。上官云相断然否定：“不要列入！不要在会上报告！”又对参谋长陈以忠说：“这是内战，自相残杀，在抗日战争民族大义上是理屈的，摆不上桌面的事。”上官云相晚年隐居于台湾省高雄市，深居简出，皈依佛教，改名古穆和尚。这种结局，很可能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自责。（未完待续）

（编辑  韩鸿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