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关键时刻召开的重要会议，相比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初期的启动，35年后的这次中央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特征，形成实现中国梦的纲领性的战略和一系列具有新意的策略和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点突出、设计全面；重大理论有突破性进展；重点领域改革措施扎实有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各项改革措施“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一步步迈向我们设定的奋斗目标。

驾驭改革，找准“切入点”

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邓小平向世界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我们的改革“切入点”是从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开始的。以劳动者不断获得劳动“自由度”、资源配置更为顺畅为特征的改革，从农村的欠发达地区，到较发达地区，从农村、农业，到城市、各行各业。当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新思维》出来以后，曾经大幅度从政治体制改革“切入”，一时博得西方人士大声叫好，我国一些人也以为，“我们的改革从经济切入，力度显得不够，要学戈尔巴乔夫的做法”。老一辈革命家冷静观察，并不苟同。邓小平在接见外国朋友的谈话时说，戈尔巴乔夫的经验没有中国共产党丰富。果然，不久此言应验，前苏联陷入政局混乱，最终解体。

推进和驾驭改革，是执政党的能力和本事。波兰从“发育工人委员会”切入，于是以“团结工会”势力膨胀来“推进改革”，结果缺失执政党驾驭。南斯拉夫从“基层自治”、“意识形态不设防”同时运行，都遭受挫折。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摸着石子过河”，走一步，总结一步，选准改革“切入口”，既大胆又稳妥，取得巨大成功。

这次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对改革“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一种总体认识“切入口”的体现。从“管理”到“治理”，是与时俱进的变化。一般而言，国家对社会和民众是“管理”，执掌着方方面面，而“治理”是指除了国家这个“主体”外，还有多样的“主体”参与国家运行中的“管理”，如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企业和经济组织，都能在一定层次、范围、区域中发挥作用，依据的主要方式是法治的方式。另外，所谓“全面深化”，各项改革的主线和主导不能偏离、偏废。《决定》提出的“六个紧紧围绕”，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都体现对“切入口”的把握。

认识规律，释放社会活力

市场经济的要义是，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然后以“优胜劣汰”的法则进行要素的优化配置。这些要素主要为：劳动力、人才、资源、技术、房产、地产、资本等，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设定“总目标”时说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即《决定》要求的做到“三个解放”（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社会活力），然后达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强调和特有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果共享”的良好结果。

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尤其是“左”的思想影响下，百姓的“自由度”少得可怜，社会缺少创造性和活力。记得有一案例说，当时农民在自己宅院中种棵枣树、自用多余而出售大枣若干，被举报发现，批为“资本主义尾巴”，枣树也被野蛮砍去。新时期启动时，改革就是意味着，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是作细枝末节“小修小补”，而是作根本性的改变。从农村联产承包、不再扣“投机倒把”帽子、政府“放权让利”、私人开个店办个厂都行、劳动者胆大的到海外发展也放行，政治禁锢的帽子大大减少，老百姓的“活路”多起来，社会发展也活了。由此，老百姓逐步理解，改革不就是小人物干事的“自由度”明显提升吗？

恩格斯晚年在回答一位杂志记者问及“你和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那句著名判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人的宏伟事业就是为着全人类解放的。人，就是人民群众，是老百姓。“人自由发展”的“自由”两字，告诫我们：“从人出发”，是党和政府为民办事的要义。
《决定》在经济生活方面，开掘社会活力的创新亮点主要有：

——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减少政府的干预。

——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实施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我国市场化指标中，经理市场化水平是偏低的。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经理市场化选聘比例，减少组织部的任命，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进一步简政放权，在前十年行政审批已经减少69%的基础上，本届政府再减少三分之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广大农民能够获取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反腐倡廉，实干兴邦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反腐倡廉建设上，提出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立志从源头上制止腐败行为；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铁腕反腐，重拳出击。十八大以来已立案调查涉嫌腐败犯罪的18个省部级高官，惩处一批贪官；发出8项规定，并陆续颁布公款招待、领导干部生活待遇等多项规定，中央领导从自身做起，率先垂范，使新风正气扑面而来；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对和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使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有了明显改善，获得群众交口称赞。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反腐倡廉建设上提出有力的措施，其中，尤其对两个难题，是“敢于碰硬”的。首先对“一把手”的监督，敢碰硬，提出，“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对“一把手”监督，道理谁不懂？动真格却很难。令人欣喜的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这一重要思想和要求的实施，我们党正在悄然进行。

近期，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连续发文，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阐释反腐败新格局，强调制度创新。相关文章介绍湖北省嘉鱼县推行的“主要领导末位发言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的设计，在某一部门党组成员的决策会议上，发言被分解为不同顺序：首先由需讨论研究事项的分管党组成员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其次分别由其他党组成员作表态发言；“一把手”则在最后即末位综合归纳集中与会成员的意见。同时推出特别责任条款，规定“凡是没有用末位发言制度形式形成的决策，单位其他干部和职工有权拒绝执行，并有权向县纪委和组织部进行举报”。文章介绍郑州市也实行了这种制度，规定“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等”情况，必须坚持主要负责人末位发言。

我们党的组织纪律是“四个服从”，体现着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体现着“集中”，“少数服从多数”体现着民主。而“少数服从多数”主要的场合是党代会、常委会、党委会，在有关决策的表决上，书记与其他成员一样，也只有一票。人们常见，在一些党委会会议上，“一把手”先发表意见，往往其他成员会“顺着说”，或“论证主要领导意见的正确”，更有甚者“加码说”。如此这般，一定会压抑不同意见的发表，一些重要议题议论不清就“通过”，影响了民主气氛，“一把手”的意见成为讨论和决策的“定调”之言。

“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教训是“领袖决定一切”。新时期党内民主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种理念和制度，但在实际生活中，“一把手”权重过大的问题还是不同程度存在，这影响着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进行。如今，《决定》提出“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笔者以为，从制度上对党委会上发言的次序做出明确的规定，就能起到明显的权力制约作用的。

经济、政治生活中，常常有不少难题在困扰我们，解这些难题，有时看看“很简单”，其实确实很复杂，有的还有“量化统计”，甚至需有“数学模型”、“大数据”来计算；而有时看看蛮复杂的，其实很简单，发言次序规定一下，即可。嘉鱼县、郑州市的经验就是这样。

反腐倡廉的第二个难题，是领导干部的财产公开问题。

公权力领导的财产公开事项，就是监督公职人员的一把利器。各方人士对此事项的实施，呼声强烈。目前，世界上实行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的国家有百来个。有不同的样本：有的是竞争领导岗位时，就得向选民公开，如美国；有的是到任公开，如俄罗斯；有的是离任时公开，如法国，等等。我国是处以上干部每年一次或两次，将本人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劳务收入、经营收入、股票、房产等）向组织申报，让组织备案、可查，但尚未向社会公开。社会各方面呼吁，应向社会公开。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的条文。三中全会后不久，中纪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说：“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抓紧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建立健全对国家工作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管理制度”。此番反腐倡廉的言论和将实施的措施，引来舆论的关切。

从2009年开始，湖南、宁夏等省都先后在县、市乃至副省级城市进行了新提任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试点，但可持续性较差，或进展不大。比如，一度被认为成效较好的浏阳市在运作了两年后不了了之，重新回归原态。又比如，银川市成为全国首个实施新提拔处级干部财产申报的省会城市后，时至今日，所需申报的事项、公开方式和范围均没有变化。其重要原因，在于缺乏自上而下的良性回馈和制度发力。虽然2012年以后浙江、湖南、江苏、安徽、广东等省又开始实施新提任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示试点（主要在县科级干部中试验），但囿于自身条件，这些自发的改革如果没有“顶层设计”的确认、鼓励和推动，不可能持续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现在，我们的改革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子过河’相结合”，《决定》提及“推行新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如今中纪委有关负责人的表态，使人感觉《决定》这句话之份量。

官员财产公开，我们选择的是“新任”，也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如此可以减少此项制度推出实施的阻力。我想，坚持个二十年，不就“涵盖”了现任领导干部阶层了吗？依据中国的国情，我们的样本包括配偶子女，还是很显示清廉的力度的。完整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包括着四个环节：审核环节、公示环节、追究环节、信用记录环节。每个环节都有细部要研究。各种细则的拟定和实施，还要考验相关部门和人士的智慧和魄力。

由对这两个难题的碰硬，笔者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到的“钉钉子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这个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文献中，也写入了“发扬‘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这样的铮铮之言。我体会，所谓“钉钉子精神”，首先“钉钉子”的这个“点”要选准、找准，“发言次序”是一个“点”，“新人新办法”也是一个“点”，然后锤子每锤要锤准，发力要狠，千钧之力击在钉子眼上，会产生巨大的“压强”，再硬的木板也阻挡不住钉子的进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说，“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是要求“干事业”先得“看准”，“找下手的点”，然后鼓舞人们勇敢地去干。认真贯彻《决定》的精神，就需要这种干事业的眼光、智慧、勇气。

（作者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