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期●缅怀篇●

伟大的“女中豪杰”

——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110周年

作者:沈 智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幼年丧父,靠母亲杨振德行医和当家庭教师过着清贫的生活。她一生追求真理,少年时就立志救国,曾发出“振起精神,谋求国家之进步”的誓言。她1924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8月她和周恩来结婚,成为终身革命伴侣。她一生淡泊,一尘不染。她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巾帼英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像一声春雷震撼着中国大地。年仅15岁的邓颖超,是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进步学生运动的骨干,她与郭隆真、张若名等同学获悉北京青年五四大游行情况后,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并拍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拒签凡尔赛条约,支持营救北京被捕学生的行动。由各班推出的25名代表,次日下午继续开会,决定立即联合其他女校,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邓颖超被推举为评议委员兼讲演队队长。在学运中,邓颖超出色地彰显其聪明才智和大无畏精神。她率先带领讲演队队员,分赴天津的大街小巷,在街头搭起板桌。身穿白衣黑裙的邓颖超跳上桌台,慷慨激昂地痛批卖国贼袁世凯签订的廿一条约,讲述中国面临的亡国危险;大声呼吁同胞们团结起来,不忘国耻,不买日货。她声泪俱下,动人心弦。一个人力车夫把他当天挣到的三角钱捐给了讲演队,要她们多印传单,让大家都知道这些道理。后来讲演队又扩充为讲演团,人数从几十人增加到一千多人,邓颖超继任讲演团长。她给大家布置讲演内容,安排讲演路线,成为全市青年学生宣传鼓动反帝爱

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有一次,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在南开学校大操场集会后游行,被大批保安队员、警察拦阻。邓颖超义愤填膺、英勇反抗,一面带领女生举起手臂高呼口号:“警察也要爱国”,“不打爱国学生”;一面号召大家手拉手、并肩向前冲。警察和保安队员眼看阻拦不住,就劈头盖脸向学生猛打猛刺,邓颖超等11人受伤,她被殴打吐了血。经过与警察搏斗,学生们终于冲出了包围圈,奔向警察厅,向厅长提出强烈抗议,充分体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在五四运动高潮中,天津的男女学生分别参加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这时张若名提出,将两个团体合并起来,便于统一行动。周恩来主张,学习北京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取名觉悟社,大家一致同意。于是周恩来等10名男同学和10名女校同学在草厂奄学联办公室开会,正式成立觉悟社。社员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号数作为个人代号,以谐音取名,邓颖超抽1号,名逸豪,周恩来抽5号,名伍豪,郭隆真抽13号,名石珊……他们并肩战斗,一心一意忙救国,忙斗争,平等担当工作责任,男女合室办公,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在觉悟社成立的第五天,李大钊应邀到该社讲话。他对天津男女学生骨干合成一个团体,联合出版刊物,非常赞赏,还热情地把天津

觉悟社的经验介绍到北京。在《觉悟》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的《觉悟社宣言》、邓颖超的《为什么……?》,邓颖超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引起社会很大反响。北京《晨报》把觉悟社的小将称作“天津的小明星”。

1924年,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里程碑。缘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和国民党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策略、方针、政策,以及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完成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后,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阐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成为这次合作的政治基础。

1925年8月,邓颖超入党仅五个月,党组织决定调她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同时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当时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长是何香凝,她极为器重邓颖超,赋予妇女部秘书长的职务。邓颖超欣然接受,乐此不疲。她天天到广东省党部妇女部上班,协助何香凝制定开展广东妇女运动的计划,起草各种报告、稿件和来往电文,接待来访,还常常代表何香凝出席各种会议。何香凝很信任她,又冠以特派员的身份,派她到潮州、汕头、梅县一带整顿党务,开展妇女运动。在汕头,她以公开合法身份召开会议,成立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发表了《今后的妇女运动和对汕头女界的希望》;在潮安,她出席有一万多工农商学群众参加的庆祝东征胜利大会,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她希望潮州同胞与国民革命军联合,指出“打倒军阀,打倒全世界之帝国主义,求得解放,才是全民的胜利。”大家听了感到既新鲜,又佩服,都兴奋异常,表示国家兴亡,人人有责;在梅县,她负责整顿国民党的党务,在深入各界座谈,掌握大量情况的基础上,和县长一起协商,撤换了封建思想严重的妇女部长,清除了一些思想顽固反动的人出党,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充实进去,使梅县县党部面貌焕然一新。

1926年1月,邓颖超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她代表何香凝作了广东省妇女运动报告,强调妇女运动必须引导各界妇女,积极 参加和支援国民革命,同时注意妇女自身的解放。她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审查有关妇女问题的提案。会后,邓颖超继续积极推动妇女运动的团结统一,注重发展进步的妇女团体。她更关心工农妇女的疾苦,常穿上工装衣裤,到女工中去工作。为方便与人交流,她很快学会了地方语言,能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她还多次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主办的讲习所讲课,培养妇女干部。总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邓颖超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卓越的聪明才智,辛勤的工作,密切配合何香凝,对推动和发展广东的妇女运动,动员、组织广大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邓颖超从广东到上海,她接替杨之华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8人是妇委委员,号称“八姐妹”。

第一次中央妇委会议在邓颖超的家中召开,她穿着墨绿色的旗袍,头上梳着圆髻,一派家庭主妇的模样,在方桌上准备了麻将牌,以防有人闯进来,可作掩护,又安排母亲杨振德负责看门。姐妹们先后来到公共租界一条弄堂的石库门前,按约定好的暗号敲门入内。大家围坐在方桌四周商议工作。邓颖超提出当前重点要抓紧上海的妇女运动,尤其是女工的组织、宣传等工作,大家作了初步的分工。1928年5月,邓颖超随周恩来去苏联出席中共“六大”。他们闯过一路的风险,来到莫斯科近郊的一所幽静的庄园开会。中央妇委在大会上报告中国妇女运动,这个报告经与蔡畅、杨之华一起讨论后,由邓颖超执笔。会后,她们兴奋地会晤国际著名妇女领袖、70高龄的蔡特金,听了一席精彩的讲话,增添了邓颖超毕生为广大妇女奋斗的勇气和信心。

1945年11月,由法国妇女同盟发起,在巴黎召开有苏、法、英、德等41个国家妇女代表参加的国际妇女代表大会,成立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同年12月,该会致函邀请我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入会,并要求把理事二人及候补理事名单告知。后经解放区各妇女团体选出邓颖超、蔡畅二人为正式理事,丁玲为候补理事。1946年5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电邀邓颖超参加6月27日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和执委会。邓颖超即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出国护照,遭到当局百般阻挠。6月11日,邓颖超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戳穿国民党政府的耍赖花招,社会各界的纷纷声援,谴责南京政府为了党派成见而丧失中国妇女界的国际荣誉。

不久,由美国19个妇女团体发起,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赞助,于1946年10月在纽约召开美国国际妇女会议。邓颖超接到该会指导委员会主席卡特尔夫人的邀请信:敝会从每个国家中邀请几位妇女领袖,回国之后能将大会的激励与智慧带到妇女中去的代表,特将此作为一个诚恳的请帖。邓颖超又向国民政府申办出国护照,再次遭到无理阻拦。邓颖超进行了有理有节有步骤的斗争。首先,她在南京发表了告全国妇女同胞书,按国际妇女大会预订的议程,向全国妇女提出六个问题,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分别刊登在《群众》周刊、《新华日报》、《文汇报》上;其次,她又在上海周公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她应邀参加国际妇女代表大会而政府以种种借口不发护照,以及此次美国又邀请她出席国际妇女会议仍遭阻挠等情况,呼吁全国全世界舆论与人民予以援助。会后,上海和全国几十家中外报刊纷纷作了报道,影响甚广;再次,她将收到的全国各界妇女,包括失业妇女约2000多人的意见和建议,经汇总并译成英文后,于10月7日写信寄给国际妇女会议,说明不能出席会议的详情,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

曾在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长达37年的赵炜女士,在回忆往事时深情地说:我觉得周总理和邓大姐两人的性格是很开朗的,他们有共同的远大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从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走到一起的。他们没有私心,彻底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大姐还有一个很宽广的胸怀,一生无儿无女,却养育了无数烈士的后代。她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女中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