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任务和战略部署，并指出，要通过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来确保改革取得成功。我们党近年来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改革的成败得失，也取决于党。党要领导人民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事业，其自身的建设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用全面深化改革的理念和精神观察党的建设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从这样三个视角来认识当前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情势和任务。
一、今天的改革与过去的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是在对我们改革开放35年经验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改革进入新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与35年以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面临的社会情势以及所要解决的社会议题，显然有着重大的差别。正是这个35年，我们国家通过改革开放，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近些年来，这个体制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我们通过改革开放，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热情和创造性，进而取得了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从而使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客观的情势是这样，主观的世界也是这样。今天的人们所思考的问题，所具有的价值观等等，也与过去的人们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35年前，我们说改革开放，说解放思想，说“摸着石头过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等。那个时候的情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可以说给每一个中国人打了一针强心针、兴奋剂，那种期待、那种热忱、那种激情，迸发出了一股高度凝聚的力量。这也正是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的支撑和保证。
而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说有35年之前的那种社会氛围和社会心理特征了。在一个意义上说，是所谓社会表现得更加“理性”了，更加“冷静”了；在另一个意义上说，我最近经常用一个词汇，叫做社会的“不介意”（not care；careless）态势，这种态势似乎成了今天的普遍社会心态。
当然，说完全不介意也未必。或许有这样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完全不介意的，认为什么事情都与自己无关的；另一种就是急切期待改革的。这两种情形所面对的事实是一样的，即中国面临了新的起点。35年的改革开放，成绩有了，问题也多了；经验有了，教训也深刻了。所以，乐观主义者期待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悲观主义者觉得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似乎再改革也解决不了那些日益严重的问题。
具体来分析，今天的改革与35年以前的改革，有着这样四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出发点不同。35年之前的改革是贫穷逼出来的。邓小平当时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要通过改革，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告别贫穷；35年之后的改革是问题逼出来的。习近平说：“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和矛盾。”他强调：“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第二，起点不同。35年之前，改革相关者的起点相对均衡；但是35年之后，利益分化加剧，强大的利益集团已经成为影响是否改革、如何改革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很多人希望改革，但又担心改革会带来利益的受损。工人担心因为改革下了岗；农民担心因为改革失了地；官员担心因为改革弱化了权力，诸如此类。
第三，动力不同。35年之前，对于一系列改革的举措和方向，官民同心，上下一致，动力强劲。而今天，随着改革向纵深处发展，政府虽然是改革的主体和推动者，但是，政府无疑也是改革的客体。这一次改革以制度、机制为议题，而这方面的问题全在政府那里。正因为如此，改革的动力就成了问题。
第四，权威结构不同。35年之前，我们基本上是一种“一人独大”的政治权威结构。正如那首歌曲写道，“一九七九年，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奇般地……”，当然这是文学上的夸张手法，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而在今天，我们的权威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不同，所以无论是改革的主体、客体，还是改革的目标、方向、内容、步骤，都有很大的差别，其推进的进程和难度也大不一样。在这样的情势下，党要领导人民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可想而知，特别需要凝聚力量，特别需要攻坚克难。
二、党外的环境与党内的环境
我们在思考党如何带领人民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的时候，注意到另一个基本问题是：我们党自身以及党所面临的环境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党成立9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时任总书记胡锦涛讲话中谈到党所面临的挑战时指出，党面临着四种考验和四大危险。四种考验是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大危险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以及消极腐败的危险。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这四种考验和四大危险进一步“升级”，认为四种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而四大危险则“更加严峻地摆在党的面前”。
我们认为，所谓四种考验是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而四大危险是党所面临的内部环境。
来看看党的外部环境。说执政是党的第一大考验，严格说来应该是说一党执政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是，其一党执政本身就是一种持久性的考验。在人类政治史上，一党执政的政治模式并不普遍，一党能够长期执政、稳定执政的先例更是罕见，所以一党执政就必然成为一种考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都是相互联系的外部因素。这些因素对于一个成长于战争时代、成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形成了主要的考验因素。
再来看看党的内部环境。尽管外部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问题严重的是党的内部环境，就是党所面临的四大危险问题。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是党的主观世界方面的问题。通常讲，党员、党员领导干部的信仰、理想信念，以及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等，反映的正是党员以及党员领导干部的主观世界面貌。所以我们强调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正是强调党的主观世界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值得注意的是，多少年来，党的主观世界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远比其客观世界发生的变化要深刻得多。我们无法用非常准确的词语来形容主观世界发生的变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这样的变化。像笔者这样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都经历了这样的时代变迁。我们说六七十年代的党员、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主观世界等等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应该都有一个大致的概貌性的印象，这个印象与今天的情形显然有一个强烈的反差。而且，主观世界的变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它的不可逆性。如果我们要求今天的党员、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等等主观世界回复到六七十年代的那个境况，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民族培育着一个民族的人，一个时代培育着一个时代的人，一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同样也培育着一种特定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的人，这是我们所必须高度重视的社会规律。
在这里，我还必须提及一下去年10月被“双规”的南京市长季建业。之所以提他，是因为我跟他还算熟悉，是老乡，还曾经同过事。季建业本人的成长和发展之路并无特别之处，从农村出来、随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过来……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一点的地方，之前有些媒体也做过报道，季在事业起步阶段之所以能够得到比较快的提升，可能与他的岳父有点关系。上世纪70年代末，我和季建业在沙洲县委宣传部共事。当时的县委书记高德正，后来成为了季的岳父。通过这一家两代人，可以看到这样两代人的差异。
高德正给人的印象是人如其名。那个年代的工作条件与当下不可同日而语。那个时候，作为县委书记的高德正一直是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碰到农忙季节，包括冬季农村疏浚河道等等，高书记通常会带领机关干部去干活，一干就是半天、一天的。我印象中高书记气力过人，即便挑着担子也走得很快。后来高书记还做了更大的官，姑且不提。现在看来，用小品演员范伟的一句台词说：“同样是生活在一个家里的人，这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哪！”岳父和女婿，可以视为一家人，但生活、工作在不同的时代或者说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确确实实是改善了。由于这种种条件的改善，整个社会上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过去的很多人是为了理想信仰而奋斗，而现在往往是为了利益而奋斗，尽管这个利益说起来不一定是个人的利益。一些人或许是为了团体的、集体的、组织的、地区的种种利益，并以此作为其为利益奋斗的合法理由。这使我们这个社会呈现出利益主导、利益驱动的态势，正是这个“利益”，将人的思想和行为框定到了一个特定的模板上了。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曾经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他说当利益成为人们的追逐目标之后，社会的良知和正义等等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必须指出，高德正与季建业的例子，其实普遍性地发生在许许多多的“高德正们”与“季建业们”的身上。
因此，充分注意并尊重党所面临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并根据这样的环境来思考党的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是推进党建科学化的必要基础。
三、制度的问题与人的问题
无论是从发生问题之“原因论”的角度还是从解决问题的“对策论”的角度来看，我们都面临到了是制度取向还是人的取向的问题。制度问题和人的问题也是在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进程中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两个基本的问题。
早在1980年，刚刚启动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就提出了制度改革的问题。他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明确指出，我们党、我们国家之所以会发生如此之错误，固然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关，但是，制度方面的原因还是第一位的，制度是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的问题。邓小平揭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存在的一些弊端甚至是严重的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领导制度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一些原则性构想。
所以，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建科学化进程，还是要着力于党的制度建设，用制度的力量来构建党建科学化的思路和体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制度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制度具有权威性的特征。在一个既定的制度框架下，可以保证我们这个执政党的制度权威以及在制度权威下的高度凝聚性。在任何一个社会组织中，组织结构、命令与服从体系、管理手段等等组织要素都是维系组织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所有的组织要素中，只有制度的因素最为具有权威性。
其次，制度具有规范性的特征。无论是对于党的组织还是对于党的干部抑或党员个体，制度都是一种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从而是整合全党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基础。制度本身具有规范的意义。对于一个具有8000多万党员的政党来说，形成普遍适用的制度规则，用于规范所有党组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党员的政治行为，是维系我们这个党高度统一的基本前提。
再次，制度还具有稳定性的特征。党的领袖、党的组织、党的方针等等，都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作出调整和变更，但是如果这种调整和变更缺乏制度的基础，就将会使政党发展的稳定性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比其他任何组织要素都要稳定持久。邓小平曾多次谈到，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社会的团体中，领导人是可以改变的，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也是可能经常改变的，而惟有制度才能够起到稳定的持久的作用。
最后，制度更具有获得认同性的特征。对于一个千差万别的人类社会来说，如何通过某种手段实现其共同生活的目标，如何在一种高度整合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发展，其关键的问题是要找到人类能够普遍认同的基础。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情况也是这样。根据人类生活的基本经验，在现代社会，能够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莫过于一种公正、合理并且能够持续有效的制度安排。在一种好的制度框架下，人们遵从制度，按照制度的要求行事。这就使得社会或者组织能够获得正常持续发展的认同基础。
在注重制度党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人的因素，注重从人的自身修养的角度来提高整个党员队伍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素养和政治素养。
在我国，从来就有所谓“作之君，作之师”的政治逻辑。孔子曾经在回答他的学生“何为政”的问题时说，“政者，正也”，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精髓。你是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你是一个官员，你首先应该是社会的行为楷模，是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所以古代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刑不上大夫”。对于这个命题，我们过去往往指责其说不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这个命题的本意是，作为一个“大夫”，作为一个官员，本应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和行为特征，因而是不可能犯上“刑”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现在固然要强调领导干部的职业化才干，如要求一个领导干部发挥好其组织、指挥、协调、决策、控制等等方面的职能，但是，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最为重要的职能，是行为导向的职能。
近代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在谈到法律时曾经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他说法律好比农民种庄稼时筑在路边的篱笆，它的作用是引导人们在路上行走，不要去践踏庄稼。这个比喻很能够说明问题。你说篱笆会对谁有作用呢？对于一个本来就在路上行走而怎么也不会想到去踩踏庄稼的人来说，这个篱笆是否存在，是无关紧要甚至毫无意义的。法律、纪检机制之于反腐败的效用，就好比那篱笆。它的作用正是防止路人踩到庄稼地里去，或者，防止有些人明知故犯，故意要去践踏庄稼。换言之，如果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能够洁身自好，注重作风清廉，反腐败处分措施再严厉，对他有什么影响呢？所以，还是要强调道德自律，筑牢我们心中的“篱笆”。
当然，在我们今天这样的社会中，腐败易发多发，党建问题面临到一系列的难题和困难，这有它深厚的社会基础。因而，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进程，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过社会的多元治理才能奏效。在这个多元治理体系中，既要有政治的发展以奠定党的建设的坚实基础，又要有严格的制度以使党的建设有章有序；既要有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倡导和维系，又要有各级各类党员领导干部引领社会风尚功能的积极发挥。
（作者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