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驰骋于大江南北，转战于江淮河汉，取得节节胜利——由最初不足1.03万人发展成为一支30多万人的劲旅，累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人，俘虏日伪军12.42万余人，另争取伪军5.4万余人反正，被毛泽东称赞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在敌强我弱和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新四军为什么能取得对日军作战的节节胜利？
以战略上的持久战对日军的速决战，以战术上的速决战对日军的拖延战
新四军对日军作战，一个“持久”，一个“速决”，两者相辅相成。毛泽东极富前瞻性的持久战思想，在新四军中深入人心。从军长、政委到基层指挥员都明白：抗日战争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民族救亡图存的正义战争，持久战是积贫积弱的大国战胜强敌日本法西斯的法宝。
为了坚持持久战，新四军和华中军民既反对亡国论、又反对速胜论，从精神上拿出蚂蚁啃骨头的韧劲和毅力，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目的，长期坚持游击战；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逐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逐步发展壮大我军力量；同时，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物质上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的同时，新四军在战术上坚持速决战。每次作战，如同徐海东所说“用老鹰抓小鸡的战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打快撤，速战速决，见好即收；决不久拖不决。八年中，新四军对日军作战2.46万余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速决战。例如，第4支队副团长高志荣和参谋长唐少田指挥的蒋家河口伏击战，首开新四军打击侵华日军的先河，速战速决，只用20分钟就全歼了乘船登岸的日军20余人，自身无一伤亡。粟裕指挥的韦岗伏击战，激战半小时，新四军以伤4人亡1人的代价，击毙日军少佐上井、大尉梅津武四郎及以下30余人，击毁敌汽车4辆，取得东进第一仗的胜利。陈毅称此举首开肉搏的光荣先例。新四军无数次成功战例证明，准备充分、快打快撤的速决战，是扬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最妙战法。
抗战前期，坚持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方针；抗战中后期，则适时组织大量歼敌的战役
两者因时因敌制宜，互为补充。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新四军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长期坚持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方针，力避打那些不自量力的大仗，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到了战略相持后期和战略反攻阶段，随着敌我力量的变化，新四军与时俱进，一改只打小仗的惯例，适时地组织了一系列大量歼敌有生力量的战役。例如，1944年3月5日至13日，粟裕和叶飞指挥的车桥战役，采取攻点打援战法，乘夜远程奔袭，攻占日军盘踞的车桥镇；同时，用地雷战、伏击战、肉搏战歼灭了日军4批增援车队，击毙日军山泽大佐等官兵383人、俘虏山本一三中尉以下24人，俘虏伪军官兵168人，八路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抗战以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书赞称：这是抗战以来俘获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再如，新四军发动的1944年攻势作战，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攻克据点500余处。新四军发动的1945年攻势作战，攻克县城和重要据点100余处，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争取伪军4700余人反正。华中军民实施的战略大反攻，解放县城30余座，攻克据点400余处，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实践证明，新四军指挥员因时因地因敌制宜决定作战方针，不仅能取得节节胜利，而且还为全国战略全局作出了巨大贡献。
积极制造和寻找敌之弱点，大胆实施“敌进我进”战法，变被动为主动
新四军既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的游击战法，又积极制造和寻找敌之弱点，大胆采用“敌进我进”的逆向思维战法，获得了巨大成功。
“敌进我进” 战法，是新四军对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传统战法的灵活运用。它体现了新四军和华中军民的大智大勇和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例如，1941月7月20日开始的苏北反扫荡作战，日伪军1.7万余人兵分多路合击盐城、阜宁地区，妄图一举围歼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军部。在陈毅、刘少奇统一指挥下，黄克诚的第3师和粟裕的第1师主力，以“敌进我进”之战法，分别插入苏北和苏中敌之后方发动攻势，对敌南北并击，歼敌3800余人，让日伪军顾此失彼，彻底粉碎了日伪军的“夏季扫荡”。
开辟和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党、政、军、民一体化抗敌
1939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来到华中。他针对新四军有些部队没有“家”，全靠筹粮、借粮、打“资敌”来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强调指出：新四军必须强化“建家”思想。他说：历史上的流寇没有一个能够成功的，原因在于无“家”，我们的抗日游击战争若没有根据地这个“家”，也不能胜利。在中原局扩大会议之后，新四军上下统一了思想，经过无数次奋战，终于在中国最富饶的中东部的江淮河汉之间，先后创立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块抗日根据地，人口约3420万。它是我党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在抗战中的成功运用。
华中抗日根据地有健全的各级中共党组织；有党领导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有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有自己的银行、兵工厂、医院、商店及合作社；有工、农、商、学、妇、青及儿童团等各界抗日救国团体，实行党、政、军、民一体，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抗敌；另外，还在根据地边缘地区建有亲新四军的“两面政权”。到处都设下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天罗地网，让敌人变成跛子、瞎子、聋子和僵尸。仅以苏中军民1943年春夏成功反“清乡”为例，就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当时，日伪军加上特工、汉奸1.5万余人，分兵11路用“梳篦”、“拉网”战术，对苏中军民进行“军事清乡”、“政治清乡”和“延期清乡”，妄图寻歼新四军主力和党政机关，挨村挨户搜捕抗日军民。新四军第1师师长粟裕与敌针锋相对，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破公路、锯电杆、割电线、火烧竹篱笆墙300多里、火烧日伪军瞭望台80多座；部分兵力在内线袭扰敌人，主力部队在外线歼敌，内线外线配合作战2100多次，毙伤日军600多人、伪军1700多人，锄奸1645人，取得了苏中军民反“清乡”斗争的伟大胜利。
高度重视情报工作，每战坚持情报先行，做到料敌如神
新四军指挥员对“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思想烂熟于心，并在实战中广泛运用。这其中，有隐蔽战线上的魔窟卧底，如新四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潘汉年、新四军政治部调研室主任刘晓、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长胜、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南京工作部部长陈修良等领导的隐蔽战线；有汤（景延）团奉命集体打入伪军部队卧底；有中共浙东区委城工委领导的卧底于日军宁波宪兵队和汪伪宁波政治保卫部的四○○间谍小组；有打入日本陆军报道部的会计苏艺；有在李长江部卧底的中共地下党员郑少仪；有曾希圣、胡立教创办和领导的新四军无线电技术侦听部队（对外代号叫四中队），可以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到敌人办公室取情报”；有便衣侦察、武装侦察、战场勘察和观察；有广大人民群众以及两面政权的通风报信；有亲新四军的国民党军爱国将士传递情报；有亲新四军的爱国的伪军官兵提供情报；有在华中的日本人朝鲜人反战同盟以及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尤其是援华的苏军、美军相互提供情报，等等。手段和渠道多种多样，让新四军对日伪军每次作战行动的兵力、路线和企图等都了如指掌，为更多的消灭敌人和自身减少伤亡创造了有利条件。
利用日伪矛盾，开展政治攻势，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
新四军总是历史地、辩证地分析日伪军的成分和表现，为巧妙利用日伪军矛盾、进而瓦解日伪军提供了前提。
陈毅是全军争取伪军工作的典范。他认为，伪军官兵生为中国人，是侵华日军“以华制华”的工具和炮灰，是一个成分复杂、政治态度复杂的混合体，其中真正死心塌地背叛国家民族的败类只是一小撮；而大多数人是受了敌人的欺骗利诱和强制逼迫，或为了谋取生活出路者。伪军中多数人对日军屠杀掳掠中国人的野蛮行径，不能不引起愤懑，他们的抗战思想尚未根本消除，这为我军瓦解和争取伪军提供了政治基础。早在1938年6月，陈毅率部挺进苏南敌后仅半年内，就争取了3股伪军300余人枪反正，还总结了争取伪军工作的七条经验，他的一些观点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之中。
1946年1月23日的华丰之战受降。新四军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以2个旅为主力，在山东省泰安以南、华丰矿区以东的东太平庄一带，组织了对侵华日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将拒绝投降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第43军洼田武二郎旅团3000余人重重包围。新四军第3旅旅长张翼翔指挥所部攻其南，第2旅旅长刘飞指挥所部攻华丰，对敌形成多面夹击之势，同时开展政治攻势；曾在日本留过学的第2旅参谋长冯少白，携带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直接与日军旅团长洼田谈判，言明国共两党业已停战，所有在解放区军队包围之中的日军，都必须向中共领导的部队缴械，缴械后保证安全遣返。在新四军文武并举、恩威并用之下，洼田被迫命令该旅团全部投降，并交出火炮6门、掷弹筒47具、轻重机枪56挺、坦克2辆、汽车37辆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我军不费一枪一弹实现了全胜。经验证明，无论对伪军还是对凶恶的日军，必须以实力为后盾，恩威兼施，拉打结合，“不战而屈人之兵”才能奏效。
综上所述，新四军对日作战之所以取得节节胜利，就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紧紧依靠人民，巧妙地运用辩证法，坚持一整套切合实际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