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开了好头，还要有好的结局，善始善终才算划了圆满的句号。所谓“克终之美”，即善始善终之美也。要把事情办好，要一以贯之，不受干扰，一抓到底，才能抓出成效。古语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意味着领导人的说话办事都要算数，一诺千金，说到做到，要对人民负责到底，这个底就是终了和结局。唯有这样，才能变“终之斯难”为“克终之美”。
“克终之美”出于《贞观政要·慎终第四十》，是大臣魏征在贞观十三年批评太宗言行时说过的一句话。他对比了贞观初期太宗的承诺与当时政风中存在着的隐患，有10个“渐不克终”的毛病，担忧善其始不善其终而发；又以亲民务实俭约为主题，不留情面地指出太宗在奢靡纵欲方面存在的种种表现。他在贞观十六年又鲜明地提出建议，要太宗“居安思危，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还加了一段论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关键在节与纵两个字，突出了自制的重要性。贞观十三年、十六年正处在贞观年代的中叶盛世。魏征敢于提出“渐不克终”的批评，诚可谓大胆、及时、用心良苦。当时的太宗,基本上都听进去了，对“克终之美”起了良好的作用，也延长了“贞观之治”的历史。
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一旦打开了纵欲之门，就很难关上。用“自制”来管好自己，十分必要。有欲无欲，又是什么欲，自己最清楚，自制也最有效。共产党人自制的基础是理想信念和中国梦。这个基础扎实了，自制的能力就会增强。反之，就会在纵欲面前失去识别和抵制的能力。魏征还认为自制能力强的明君，必然是胸怀宽广、肚量大、能容人、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贤者。也正是由于太宗的纳谏，才成就了魏征的直言敢谏。《贞观政要》中有许多纳谏敢谏的故事，成就了太宗的自制和“克终之美”。
能否自制和寡欲，对于党政领导干部来讲，是一场长期而又严峻的考验，不是一时一事，而是要终生为之。作为个人，还要乐意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历史的检验。要平等待人，为群众着想，听取群众意见，得到群众认同和历史的认可，这才算实现了“克终之美”。作为党组织，也要有一套健全的制度予以指导和监管，让党政干部都生活在组织和制度之中，也就是说要用笼子把权力真正管起来，不允许越权出轨。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治国就是治吏，治吏要先治党。“两个务必”的教导，至今已实践了60多年，党中央先后换届十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有七次，历届都发生过“正能量”与“四风”之害的斗争，一直较量着到今天。每届领导班子成员都去过西柏坡取经，重温“两个务必”的教导，做到继承和发扬。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也由于领导人自身对“两个务必”理解、要求、做法、力度的不尽相同，其效果和群众的评论也会不尽相同，使我们对“行之为难”与“终之斯难”的含义有了更深的理解。知难而进，不半途而废，确实宝贵难得。治国、治吏、治党，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要敢于自制从严。自制不严，最后就会落空，不克而终。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的“八项规定”和整风决策，加上领导人的言行，给人民群众以耳目一新、精神一振的感觉。在圆梦的行动中，感到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回来了，敢于叫响“从我做起，向我看齐”的口令，吹起了进军的号角！人民企盼着党中央的号召和承诺的每一件事，最后都能以“克终之美”来宣布她的成功告捷。也唯有如此，社会诚信的基础才能牢靠。“克终之美”，乃党政领导干部之大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