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将士因种种原因，化名改名，其中不乏趣闻。
一、为迷惑敌人，临时化名改名
1939年1月，原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化名李威，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确山竹沟南下四望山。李先念后来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
王翰原名陈延庆，1937年11月从上海调武汉，董必武派他到刚成立的中共湖北省工委去工作。董必武对他说：“上海逃难来的人很多，为了安全，你得改个名字。”董必武想了一想，为他选定了“王翰”这个新名字。王翰后来任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于1939年9月化名胡服，从延安出发进入华中敌后地区。刘少奇后任新四军政治委员。
1939年5月，新四军第六团团长叶飞化名叶琛、副团长吴焜化名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化名汪明、政治处主任刘松青化名刘飞，率部从茅山地区挺进苏南东路地区。叶飞任“江抗”副总指挥，吴焜任“江抗”第二路司令员。
1939年11月，张道庸乘为“二李”运送弹药之机，化名陶勇率第四团团部和一个营从江南渡江北上六合、天长地区。任苏皖支队司令员。
1940年4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化名林俊，化装成“豆行老板”，从皖南来到苏南东路地区。任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指挥。从此“谭老板”也成了他的雅号。
1942年，谭启龙化名胡志萍、何克希化名何静、刘亨云化名刘云，来到浙东敌后，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谭启龙任政治委员，何克希任司令员，刘亨云任参谋长。
扬帆原名石蕴华，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工作时取名殷扬，1939年春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后，改名扬帆。后来曾任新四军第三师保卫部长。
在长征中曾任模范师政治委员的彭栋才，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派到上海军委工作，改名彭林，后任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队长。
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将士，为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不少都使用了化名。如：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政治指导员沈韬，在集中营化名马六；新四军第一纵队特派员办公室组长周奎麟，化名周青；新四军教导总队队列科干事汤定波，化名唐金祥；新四军教导总队学员黄培刚，化名伍国才；新四军支队敌工科长吴越，化名吴惠生；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宣传科长洪雪村，化名刘史名；新四军女战士毛维青，化名石岩；新四军政治部政治指导员纪白薇，为记住在丕岭坑被俘之恨，便化名季培陵，等等。
二、因仰慕伟人而改名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舞蹈家吴晓邦，原名吴锦荣，因仰慕波兰爱国音乐家萧邦的艺术才华和爱国思想，改名吴晓邦。
新四军《抗敌报》最初的编辑马宁，原名黄振椿。因坚信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便取马克思、列宁两人名字首尾一字，以“马宁”组成自己的笔名，笔名叫开了，本名反不为人知了。
《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何士德，本名何炳文。因读了德国诗人歌德写的《浮士德》，深受感动，便取书中人物名，改名何士德，表示决心战胜腐恶势力，永远前进，决不落后。
三、为了某种追求而改名
新四军军长叶挺，原名叶询，小学毕业时，陈敬如老师给他改名为挺，并勉励他：“人要上进，叶需上挺；挺身而出，拯救中华。”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原名彭修道。他以唐代诗人杜牧《山行》一诗中“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给自己改名彭雪枫。
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长李坚真，本名李见珍。在延安时，斯诺夫人尼·韦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专门写了她一段，有人在翻译时，把她的名字译成了李建贞。1940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时，《抗敌报》约她写篇文章，妇女部有位同事说：“建贞”的名字有点封建，不如改成“坚真”好了。其他同事也说：“同志们都说你原则性强，办事公道，你就改名‘李坚真’吧！” 她觉得这是同志们对她的鞭策和期望，也可以勉励自己，“见珍”和“坚真”谐音，就接受大家改名的建议，在纪念“三八”节那篇文章上第一次以“李坚真”署名。从此，她就一直用这个名字了。
新四军宣教部长朱镜我，原名朱德安，1927年10月，决定中止学业参加“创造社”时，“为在新的人生阶段警策和激励自己”，他改名镜我(与家乡一座叫金峨山谐音)。
1938年8月，彭雪枫对竹沟教导大队政治教导员谭有林说：你名字里这个“有”不如改成“友”，友是友好、亲近之意，愿你的朋友和战友像森林那样众多。从此，谭有林便改名谭友林了。
新四军第四师译电员潘挺俄，一次送电报给彭雪枫师长看，彭师长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叫潘挺俄。彭师长说这是谁给你起的名字？听起来像女孩的名字。潘拿出笔记本请彭师长改个好听的名字。彭师长在他的本子上写了“名松林，字茂盛，号波涛”9个字。还解释说：“松木材质坚硬，能抗严寒而四季长青又茂盛，刮起风来像波涛。”从此，潘挺俄便改名潘松林了。
刚到通信排当警卫员的赵运崇还只13岁，彭雪枫司令员问他：“小鬼，你的名字是哪两个字？”小鬼弯下腰用手指在地上歪歪斜斜地写了“赵运崇”三个字。彭雪枫看着地上的字说：“啊，赵-运-崇？这个名字不太好听，我给你改个名字好吗？”小鬼高兴地说：“好啊！”彭雪枫说：“你看，叫赵-运-成，好不好？”“这个名字起得好。”张震参谋长赞同说：“运是运动，成是成功，革命要成功，必须要运动，咱们现在每天打仗，不正是整天都在运动吗！”彭雪枫语重心长地说：“是啊，革命要彻底胜利、成功，还要好好运动运动哩，咱们不但要打倒日本鬼子，还要打倒一切反动派，还要建设新中国，一直到共产主义。”从此，赵运崇就改名赵运成了。
曾担任苏中海防二团团长的孙仲明，原名孙二虎。他原本是海匪，1940年冬，被陶勇部诱捕。经教育使这位还有民族自尊心的海匪，愿意痛改前非，做有益于抗战的事。后经陶勇“单刀赴会”，努力争取，终于使他愿意接受收编，但他又不习惯新四军严明纪律的约束，乘陶勇赴华中党校学习之机，于中秋节从丰利偷逃到掘港，重操旧业。不久，又投靠了伪常备二团，当了一名伪大队长。陶勇从党校学习回部后，决定再次争取孙二虎，经多方做工作，孙有回心转意的想法。1943年2月，孙带出6条船，3个连队300多人，280支枪，一门土炮，顺利到达苏中四分区，受到军分区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吉洛等的热情欢迎。孙当面请罪，表示弃暗投明，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抗日到底。吉洛政委高兴地赠给孙二虎一个新名字：仲明。重见光明的意思。孙欣然接受。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员张茜，原名春兰，学名掌珠。她1938年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时，团里发下登记表要她填。她决定给自己改名。在字典里查到一个“茜”字，茜是红色的意思。有一种草本植物叫茜草，茎上有刺，花黄根红。刺可御敌，花能观赏，根可作红色颜料。自己是红色的，还可以把别人染成红色。便决定改名张茜。
四、由于某种偶然原因而改名
新四军优秀戏剧家刘保罗，原名刘奇声。1930年在上海艺术剧社饰演雷马克的话剧《西线无战事》中的反战士兵保罗。由于他的出色表演，获得观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当他带着演出成功的喜悦返回后台时，饰演保罗母亲的陈波儿带头欢呼：“我们的保罗终于从前线回来了！”从此，人们忘记了他的原名，都直呼他为刘保罗了。
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原名张翰，上世纪30年代改名陈农菲。1939年9月，奉当时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到苏南东路地区叶飞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参军时，开介绍信的同志本来准备写“陈农菲同志”，刚写了“陈同”两个字，就发现写错了，正要重写一张，陈农菲却说不要重写了，在陈同后面加了一个“生”，把名字写成了“陈同生”。开始他以为这个名字只是临时用一次，没想到却成了他后半辈子正式的名字，也是用得最长的名字。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原名项德隆，1921年冬开始用夏英的化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便把姓与化名后面一个字合起来，改名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