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历史学家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5周年。1944年,郭沫若为纪念明代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写的这篇文章,记述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过程和原因。
这篇文章首先在1944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这一天正是300年前李自成攻下北京的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视郭沫若的文章为瑰宝,大加赞赏,并批示有关部门立即刊印,把它列入整风重要文件,让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而国民党顽固派怕得要死,认为郭文是影射当局,美化“流寇”,“散播败战思想,把不正确的毒素,渗入社会内层”,视为大逆不道和洪水猛兽,于是运用所控制的舆论对之大肆围剿。
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全面胜利的前夕。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考验,即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正是出于对革命事业休戚相关的考虑,毛泽东以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敏锐地体察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深刻意义,倡导全党认真学习。同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19日两天,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优点和长处,恰恰在于没有简单地把历史与现实进行比附,“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学地解说历史”。“编者按”还回击了国民党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围剿”,指出:“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5月,延安的新华书店出版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8月下旬,当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时,非常激动。他当天即给毛泽东、周恩来一一致函,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和军队的干部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党员“首先要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内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党的整风重要文件列入史册,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广大党政军干部中间掀起了一股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热潮。这股学习热潮,无疑是在抗日战争即将最后胜利的形势下,给广大党员干部防腐倡廉打了预防针和清醒剂,对推进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再次赞赏《甲申三百年祭》,并指出:“我们把它当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流露出在当时国内外大好形势下自己的心境:“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为什么倡读《甲申三百年祭》和重视对李自成的研究呢?这是因为,他从李自成的成功与失败中得出深刻的历史教训——李自成所以成功,是他依靠农民群众,顺乎人心的结果;李自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骄傲,因为腐化,从而失去人心。毛泽东追求李自成的成功,反对李自成的失败,这就是时刻铭记在毛泽东心中的历史教训和历史的启示。
人们不会忘记,在全国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及时敲起的防止骄傲、防止蜕变的警钟。他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毛泽东倡读《甲申三百年祭》后第五年,即1949年3月,当全国解放已成定局,中央机关要搬迁到北平的时刻,有一天毛泽东问卫士李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么样啊?”李银桥满有把握地回答:“东西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毛泽东用手指了指李银桥的太阳穴,李银桥不解其意。毛泽东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3月23日,是中共中央机关进北平的日子,毛泽东临上车前,向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在进京的路上,毛泽东又想起了《甲申三百年祭》,意味深长地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