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圣地

西柏坡，是太行山东麓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滹沱河擦村而过，两岸滩地肥美，它和邻近的黄泥、郭苏等村庄曾被聂荣臻元帅誉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1958年由于修建岗南水库，西柏坡和东柏坡等20多个村庄被搬迁。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直到1970年才在距原址500米、海拔高于原址57米处复原建设。
      今日的西柏坡，前临碧波潋滟的西柏坡湖，后靠翠柏满坡的西柏坡岭，湖光山色相得益彰，风光秀丽。
      据史书记载，西柏坡原名“柏卜”，始建于唐代，因村后坡岭上翠柏葱郁而得名。1935年，该村一位教书先生将“卜”改为“坡”，又因与“东柏卜”村相对而居，遂改名为“西柏坡村”。
      西柏坡一带村庄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中西柏坡作为中央工委的驻地呢？朱德总司令的秘书潘开文当时实地参加了考察和选择，他回忆说：“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村子要适当集中，将来后委一些机关要来，能纳得下；二是交通要便利，便于和各解放区联系；三是有利于安全保密。尽管洪子店、郭苏、夹峪等村子很大，但目标也大，人多不便于保密。西柏坡村子较小，后边有个小山好防空，并且离周围村庄有一段距离（1公里左右），便于保密；四是住宿条件。西柏坡当时许多房子被鬼子烧了，但房基仍在，便于重建，将来住在一起比较集中，方便工作。”西柏坡具备了上述条件，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就落实到它的肩上。
      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中央工委当时对外称“工校”和“劳大”。刘少奇任校长，朱德为董事。
      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之后，指导、帮助晋察冀野战军打了四次规模较大的胜仗，歼敌6.2万余人。其中解放石家庄战役尤为重要。它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不仅奠定了统一华北解放区的基础，并为党中央移驻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3月20日，党中央作出了移至华北同中央工委合并的决定。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党中央机关由陕西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告别了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的陕北根据地，向西柏坡转移。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率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了西柏坡，与中央工委胜利会合。5月1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开始办公。毛泽东因准备赴苏联谈判，在阜平逗留了一段时间，于5月26日到达西柏坡。至此，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在历时一年多的分别之后胜利会面了。从此，西柏坡便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1948年9月12日至翌年1月31日，党中央指挥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华东与中原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成功地进行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和平、津两市，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和华北。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基本消灭了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召开。
      会场设在中央大院的职工食堂，南半部为会场，北半部为服务处，会场正面悬挂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和党旗。周恩来和任弼时还亲自检查了会场的布置情况。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委员19人，列席人员12人。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取得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解放以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次会议对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解放，以及保证中国革命实现伟大的战略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必要而充分的准备。
      3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出发，挺进北平。临行前毛泽东把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
      党中央进驻西柏坡仅仅十个月，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却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迎来了如旭日东升的新中国。西柏坡也因此像井冈山、瑞金、延安一样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
      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为西柏坡作了如下的题词：“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