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当年看管杜聿明

 苏荣 杜聿明
 我军战士押着俘虏撤离战场

1949年1月6日，我军对拒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攻。经四昼夜激战，1月10日，我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以及孙元良兵团残部约20万人，生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其中我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一部于10日拂晓突入陈官庄，与友邻第十纵队一部占领敌“徐州剿总”指挥部。杜聿明化装潜逃，并于当天被我四纵队十一师战士活捉。我当时是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部机要参谋即机要秘书。1月10日上午我接到我纵十一师师部报告，杜聿明被他们活捉了，但其头部自伤，已做包扎。我即向陶勇司令和郭化若政委作了报告，而后我向十一师详细地了解了活捉杜聿明的整个过程。
      杜聿明潜逃时，只带了其副官、警卫等10人，连他共11人。杜聿明将胡须剃掉，换上士兵服装，每人一支加拿大手枪，冒充我军押送俘虏，企图乘乱混过去。他们走到我四纵队十一师后方医院包扎所住的村庄附近时，碰到该村的一位村民。其副官向村民打听：“这庄上有解放军吗？”村民一看，他们肯定是国民党的逃兵，就回答说：“这周围几十里路的范围内，每个庄上都有解放军。”这个副官一听就紧张起来，随即拿出一枚金戒子，央求这位村民：“你不要告诉别人，不要报告解放军。”我们的人民群众觉悟很高，这位村民拿着金戒子就到包扎所找解放军，正好碰到包扎所的一名小战士，村民开口就说：“村外有十一个国民党兵，你们赶快去抓。他们害怕解放军，叫我不要说，还送我一个金戒子，我现交公。”小战士立即向包扎所所长报告。因所长忙着包扎伤员很紧张，随口就说了一句：“你负责去抓就是了。”小战士说：“我一个人怎么能抓十几个国民党兵呢，而且他们都有枪。”所长说：“你们两个小鬼一人拿一支卡宾枪去完成任务。”两名才十几岁的小战士，一个叫樊正国、一个叫崔雪云。他们两人商量后，决定采取埋伏在敌人前进的路边可隐蔽的地方，两人成梯形一前一后。当敌人走近障碍物附近时，前面的小战士突然冲出来，喝令：“站住！”并一个箭步上去，用枪对准那个当官的（即副官）胸膛，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向后退，后面的小战士紧接着跳出来在后面作掩护。这11人一面将枪扔在地上，一面向后退。两名小战士立即将敌人扔下的枪支用脚拨成一堆，同时故意大声喊道：“通讯班都过来！”（实际上没有通讯班）而那位村民当时一直在旁边隐蔽观察。听小战士一喊，他立即叫来了所长等医护人员、轻伤员和村民，将11名俘虏抓了起来，并报告了师部。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对抓获杜聿明功不可没的那位村民，我后来去了解了，但没有打听到他的姓名，很遗憾。
      杜聿明被俘后，以石砸头，企图自杀。我战士将他押到纵队时他已躺在担架上，头部作了包扎，但看得出流了不少血，大衣上也有很多血迹，不能再穿了。我当时就把自己穿的大衣脱下给他穿。陶勇司令员、郭化若政委与他作了简短谈话后，就由我专门负责看管。
      为防止杜聿明有可能再次自杀，我预先作了充分的防范，将室内的一切有可能致伤的物品都清理干净。杜聿明被押送到后，我发现他一直精神不安。所以我考虑在对他看管时要尽量做感化工作，要更多地进行政策的宣传教育。为了缓和气氛，我就与杜聿明聊了起来。我说：“你认识陈赓吗？”他说：“何止认识，我们是黄埔一期的同学。这个人很聪明、很活跃、也很顽皮，很会打仗，我们很谈得来，他现在怎么样？”我说：“陈赓司令现在很好。他是我军一个野战军的司令，他打仗很有战略眼光，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军事家。”他不断地点头赞成。而后他很感叹地说了一句：“陈赓如不离开老蒋就好了。”我说：“我看跟着老蒋好不了。”杜聿明向我提出：“我的脚趾甲长了，请向老百姓借把剪刀。”我告诉他：“老百姓的剪刀不快。我们是优待俘虏的，你现在受伤了，我们不会让你走路的。”我想，他既然还存在要自杀的念头，我就不能让他闲着。于是我继续问：“你的头是怎么伤的？”他不正面回答，而是重复说：“军人就是这样。”我说：“没听说军人是这样的。”我直接点他说：“用石头砸自己的头，算得上军人吗？” 杜聿明无言以对。
      通过交谈，杜聿明情绪基本稳定下来。接下来，他主动问我一些问题。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以后怎样处置？”我说：“你现在是我军的俘虏，我们优待俘虏的政策是一贯不变的。我前面说过，你会见到你们被俘的其他高级将领，他们的情况可以证明我们优待俘虏的政策。”他说：“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我与其他人不同，我是被你们宣布为‘战犯’的人。”我说：“你放心，不管过去是干什么的，只要今后不与人民为敌，接受思想改造，同样会受到我们政府和我军的优待。”到这时他才基本弄清我们的一些政策，放下了思想包袱，人也开始活跃起来。他先谈了这次战役中，他们的失误和我军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说：“这次初战阶段，开始我没有预计到贵军会先吃掉黄百韬兵团。当发现贵军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时，我即令黄兵团向徐州靠拢，但已经晚了一步。加之何基沣、张克侠两军这时起义。切断了黄兵团向徐州靠拢的退路，造成黄兵团全军覆没。粟裕将军战略战术运用灵活，依据战场实情的变化，迅速调整部署，转变战术，而我们不行。再就是，当时考虑自己兵力雄厚，外有援兵。所以徐州突围是迟早的事，而向什么方向突，考虑了许多方案，但最后都无济于事。因为贵军用兵之神速，超过我们的预想。我们原先预计突围的方向，均被贵军堵死。最后我们反复考虑分析，西南肖县和永城方向，贵军还来不及围堵。根据我们计算，贵军一时还赶不到这一地区，所以我们认为从那里突出去是有可能的，因此决定提前突围。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是粟裕将军有意布下的一个袋口，让我们往里钻，我却没有考虑到，真是让我遗憾终生，这也是造成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我对他说：“如从徐州突围也只能走这个方向。因为这时的主动权在我军手里，因此你方的作战行动，实际上是我方在指挥，你相信吗？”他点头表示相信。
      1949年1月10日，从下午1时许至6时左右，整整5个多小时，我和杜聿明的谈话始终没有停止过。重点是对他进行我党我军的政策宣传，感化他，使他打消了思想顾虑。最后送他走时，他握住我的手说：“希望将来有机会再见面好好谈谈。”可是后来在杜聿明先生任全国政协委员时，我虽也在北京工作，但却始终没有抽出时间去见他一面，真是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