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英魂张露萍

张露萍

 “她有健全的身体，有高尚的理想,更有清白的身心，坚决的意志！挺着胸膛，去应付未来的难关，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冲破人间的黑暗！”
      这是花季少女余硕卿（即张露萍）在1937年秋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前写于照片背面的诗句。诗中展示了她的人生理想和澎湃的激情。
      余硕卿（原名余薇娜，后改名余家英，学名余硕卿，化名黎琳、余慧琳、张露萍），1921年生于北平。其父余安民是眉山专署专员，四川暂编一师少将师长。她六岁时回到四川，1935年考入成都建国中学。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成都学生积极响应，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余硕卿与同学们一道走上街头，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演唱《流亡三部曲》、《五月的鲜花》等悲壮的救亡歌曲。
      余硕卿的同学车崇英，其父车耀先是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经常向余硕卿等同学分析时局，讲解革命道理，介绍进步书籍，使她们初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
      1936年的秋天，一批青年人从西安来成都搞学生运动，他们发展余硕卿等人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
      1937年1月，车耀先等人在成都创办了《大声》（为抗日救国大声疾呼）周刊。《大声》以“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为宗旨，深受爱国青年的欢迎。余硕卿把《大声》视为良师，爱不释手。一次，她与最要好的同学车崇英、周玉斌、杨梦萍在一起阅读《大声》后，她们手捧《大声》在草地上拍了一张合影照片。余硕卿在照片背面写下了她们共同的心声：
      “真理织成了她们的心幕，亲爱时刻从心弦弹出，胜利充满了她们的内心，微笑代替了一切情绪。这些礼物是谁送的呢？是谁？就是四姐妹握着的它，可爱而可敬的《大声》啊！”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延安成为照耀着前进方向的灯塔。余硕卿决心去革命圣地延安。她要求车耀先给予帮助。车耀先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成都学联等关系，把余硕卿、周玉斌等人送往延安。
      1937年深秋，余硕卿等10名成渝两地的男女青年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递交了介绍信。办事处的同志问余硕卿：“你为什么要去延安？那里艰苦，吃小米你行吗？”她回答：“延安是抗日的中心，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我到延安是为追求真理，为了摆脱罪恶的家庭。连死都不怕，还怕苦吗？”在八路军办事处的保护和妥善安排下，余硕卿等人于1938年2月3日到达延安。这时，余硕卿改名黎琳。
黎琳先在陕北公学集训三个月，然后转到抗大三大队五队学习。
      在延安火热的学习生活中，黎琳思想进一步升华，体魄得到锻炼，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她在给同学的信中说：“在学习中我懂得了劳动的意义，懂得了人为什么活着。我非常愉快，我信心满怀。生活上是艰苦一点，但艰苦能磨练人的意志。”她在另一封信中说：“我们每天都学习，毛委员给我们上课。大地是我们的课堂，膝盖头是我们的写字台。吃的小米加窝窝头，顶好吃。我们除了学习外，还参加劳动。”1938年3月27日，她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虽然陕北现在是前线了，但是我们同学两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怕的，因为大家都相信百战百胜的八路军。这儿是我们训练了多年的边区，也就是根据地，这儿的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都是有组织的,都能打仗——希望你们不要担心，八路军和边区亲爱的同胞们，是会保护你们的孩子的。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的孩子每天能背三十几斤重的包裹爬八十几里路的山路了，你们高兴吗？”
      1938年10月26日，黎琳在抗大三大队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不久，她被调到“文协”做秘书工作。
      1939年秋，经组织批准，黎琳与中央马列学院政治经济研究室的李清结婚。婚后不久，中央组织部决定调黎琳到重庆工作，她愉快地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1939年深秋，黎琳回到成都，在家住了三天，即赴重庆。在离家时，她给亲人留下一张半身照，在照片背面留下赠言：“前程是天上的云霞，人生是海里的浪花。趁这黄金的时代，努力着你的前途，发出你灿烂的光华！”
      1939年11月，黎琳到达重庆，与设在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即周公馆）接上了关系。
      中央组织部派黎琳来重庆，原想利用她的家庭关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但这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另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黎琳去做。
之前，南方局在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发展了张蔚林、冯传庆等人为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利用工作上的有利条件，把搜集到的重要情报传递给曾家岩周公馆。但这样两点一线的传递方式有较大风险，故南方局打算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使情报的传递更方便、安全。这时，恰逢黎琳来报到。南方局认为，黎琳刚来重庆，国民党特务不认识她，是建立秘密联络点的合适人选，因此决定让她从事这一秘密工作。于是，让她扮作由上海来的张蔚林之妹，化名为张露萍，在外租了房子住下，这里就成为秘密联络点。她的任务是：领导军统局电讯处的五六名党员，成立一个中共特别支部；转送情报给周公馆。之后，她转送过不少重要情报，工作很有成绩。
      张蔚林是军统局的科员，管通讯业务，负责监听重庆地区军用和民用无线电通讯，这对搜集情报十分有利。一次他在值班时，不慎烧坏一只真空管。该科科长认为不该发生这种事故，怀疑他故意破坏，就把他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张蔚林缺乏斗争经验，竟从看守所逃出来，直奔周公馆请示怎么办。经过分析研究，南方局同志认为烧坏真空管仅是工作上的过失，最多受点处分，而逃跑则会暴露身份，影响大局，因此决定张蔚林迅速回去，买个真空管赔上。
      稽查处发现张蔚林逃跑后，立即派人寻找，并到他的住处搜查，搜出一个小册子，上面有军统局在各地的电台配置与电台密码。张蔚林回去后立即被押送到军统局本部。
      当晚，军统局便派人把电讯总台包围起来，逮捕了共产党员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总台领班冯传庆翻墙逃走。他于次日晨来到周公馆报告了军统局这次大逮捕的情况。叶剑英安排他去延安，并亲自把他送到江边。可是，冯传庆来时已被特务盯上，他过江后即被逮捕。
      这时，张露萍还远在成都，不知大逮捕之事。军统局用张蔚林的名义给她发一电报称：“病重，望妹速返渝。”张露萍刚回重庆，即被特务逮捕。
      蒋介石接到报告后怒火冲天，大骂军统局长戴笠无能，下令将这七名共产党员钉上死镣，囚白公馆。戴笠亲自严刑逼供。
      张露萍说她与张蔚林只是恋爱关系，其它一概不知。不管戴笠如何软硬兼施，她坚不吐实。
      尽管张露萍等人被判死刑，但戴笠想把他们当着人质，迟迟没有执行。
      1941年，张露萍等人被押送到军统息烽集中营。由于没有确凿的材料证实张露萍是共产党派来的，所以只把她看作是“特务家属”，对其看管较松。张露萍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传递狱中党组织的决定，尽力照顾难友，鼓励大家坚持斗争。据当年与张露萍同牢的难友黄彤光回忆：“我是1943年认识张露萍的。她中等身材，精力充沛，性格活泼，看她那样子不像坐牢的人。我当时身患重病，愁容满面，步履艰难，对生活失去信心。可她安慰说：‘你不要那么伤感，丧失信心，咱们都年轻，总有一天要出去的。他们这帮家伙早晚要垮台。你应当振作起来。’”
      与张露萍同案被捕的赵力耕得了重病，张露萍与狱方多次交涉，争取改善其治疗条件。张露萍还卖掉自己的戒指，给赵力耕买来营养品。
与张露萍同室的难友徐宝芝在狱中生了一个女孩，张露萍不仅帮她照料小孩，还买来一只生蛋的母鸡喂养，生下的蛋全部给小孩吃。徐宝芝非常感激张露萍，将孩子取名为孙纪萍。
      1945年7月，戴笠下令秘密杀害张露萍等人。7月14日上午，女牢管理员通知张露萍，要开释她，马上就走。张露萍知道开释是假，杀害是真。她镇定地换上从延安来重庆时穿的那套薄绒连衣裙，沉着地说：“我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死是注定了的，但我并不害怕！”
      当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陈国柱、杨光、王席珍、赵力耕七人被特务押上汽车时，张露萍领头高唱革命歌曲。
汽车开了不久即停下，刽子手叫张露萍等人下来，并让他们跪下。张露萍带头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刽子手向这七位中国共产党员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张露萍虽中了一弹，但未倒下，她厉声骂道：“笨蛋！”刽子手又慌乱地开了第二枪。张露萍仍坚撑着身体，大吼：“再开两枪嘛！”几个刽子手一起开枪，张露萍身中六弹而牺牲，时年24岁。
千古流芳，红岩英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