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亮节张闻天

 1949年5月，张闻天与夫人刘英、儿子虹生在沈阳

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在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半个多世纪中，始终奋斗不息，把整个生命献给了这一壮丽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近日，在参观张闻天的旧居时，我结识并采访了年近七旬的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先生。
                                                                                                                      严格要求子女
      张虹生说：父亲张闻天早年投身革命，在白色恐怖的反动统治年代，与分离的子女、亲属连通信往来都不可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作繁忙，以及后来的坎坷遭遇，他和亲属、子女也无法正常往来。直到1975年8月，父亲到无锡定居后，与我们的联系才频繁起来。这给父亲晚年的生活带来一丝温暖，但父亲从来没有放松对亲属和子女的认真教育、严格要求。
      从张虹生记事起，张闻天无论是担任省委书记还是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的儿子谋过一次私利。1957年党中央第一次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张闻天鼓励儿子带头到河北茶淀农场劳动，一去就是两年，直到1959年农场撤销改为农技校，张虹生才获准报考大学。报考前，张虹生请求当时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父亲给外交学院打一下招呼，以便录取时有所照顾。张闻天不但不肯，反而对儿子说：“你有本事就去考，没本事别去上。”后来张虹生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张虹生在父亲的支持下，去新疆建设兵团劳动。在那里，他患上了肝炎，久久不能治愈。为此，张虹生向父亲请求回北京治病。谁知张闻天在回信中说：“你不要老是以干部子弟自居，有一点病就想往大城市跑。新疆有几十万人民群众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他们生了病不都是就地治疗吗？为什么你就不能就地治疗呀？”张闻天随信寄来100元钱，要儿子在新疆安心养病。张虹生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鼓励帮助下，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并在那里安了家。他还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张虹生深情地说：在新疆的15年中，我们父子俩见面的机会不多，联系全靠书信。父爱和家教相融，字里行间蕴含了慈父对远方儿子的思念和殷切期望。每当想起这些教诲，我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任何困苦都不在话下。
      张闻天到无锡后，周围的同志从他年老体弱的状况考虑，劝他把张虹生调回身边，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也表示可以帮助办理。但张闻天表示，这里已有同志照顾，调回身边没有必要。
张闻天对身边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女冬燕的教育也不放松，常叮嘱她在校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在家要热爱劳动，学做家务。7岁的小女孩，自己洗脚，总是洗不干净。一次，工作人员说：小燕子，看你的小脚丫越洗越黑了，来，阿姨给你洗。张闻天连忙制止说：不要紧，让她自己去洗，孩子从小要培养独立生活能力。
                                                                                                                            勤奋学习   研究革命理论
      读书，是张闻天的一个主要生活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嗜好”。1975年，张闻天从广东肇庆搬到无锡时，所带的行李不多，但有好几箱书。到无锡后，张老就向工作人员了解无锡有几家书店，图书馆里藏书多不多，是否可以借阅等。有一次，工作人员把他要借的《续资治通鉴》、《读通鉴论》等90多本石刻线装书拿回去后，他非常高兴。
      张虹生回忆说：父亲是个惜时如金的人，无论是在肇庆被看管时，还是在无锡养病，一般每天早晨5时起床、洗漱；5时30分到7时打扫庭院、散步和收听国内外新闻。上午7时30分到11时及下午2时到5时是父亲看书、读报、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伏案写作时间。这段时间他全神贯注，有时打雷也不知道。
      父亲是高度近视，还患有白内障，视力很差，可他全然不顾，就是在发病期间，也要躺在床上看书。有一次小冬燕来“告状”说，爷爷又在看书了，他的眼睛像兔子眼睛一样红红的。工作人员到张老的房间一看，是眼出血了，急忙找来眼科医生为他诊治。原因是用眼过度引起的，医生不得不“命令”他停止看书。但没过几天，眼病稍有好转，他又没完没了地看起书来。父亲在病重期间，由于双手捧不动厚厚的书，就把一本普列汉诺夫的哲学书拆开，一页一页地看。
      张闻天在无锡重新修改、增补定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这篇文稿是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建国后20多年来在根本指导方针问题上的理论探讨，也是他留下的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最后篇章。
                                                                                                                        严以律己  艰苦朴素
      1975年8月，张闻天回到无锡。江南的住房一般没有暖气设备。工作人员向上级反映要给他换好一点的房子，他总是说，不用了，我比普通的居民已优越得多了。组织规定保证他的用车，但他从不多用，外出常步行，有时甚至还乘公共汽车。乘公共汽车时，他常被挤得东倒西歪。警卫人员专门向他提意见，不让他乘。但张闻天却说，如果不乘公共汽车，哪会知道乘公共汽车的滋味，群众的甘苦？张闻天刚到无锡时，理发是在饭店。后来，为了减少用车，他决定在附近街上的理发店理发。警卫员考虑他年龄大、身体条件差，理发排队时间长了受不了，便事先到无锡浴室理发店给他联系了一个技术较好的师傅，随到随理。但理了一次，就被张闻天发现了，他问警卫员是怎么回事。当知道实情后，他严肃地说，我也是普通一员嘛！我不能搞特殊化，人家排队，我们也应排队。从此以后，他和其他顾客一样排队，毫不例外。
      为了治疗张闻天的病，医疗组深感无锡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比北京、上海等地差，因此，一方面提出添置些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进口一些药品，另一方面请外地专科医生前来会诊。张闻天得知后表示，不要为他搞特殊，只要服用最普通、最常用的药品就可以了；无锡的医生水平亦很高，不必过多麻烦外地医生。当请外地医生来给他会诊时，他坚持不要公家多花招待费用，而由他来承担。每次换用新药时，他总是问医务人员，这药贵不贵？中医处方上开了点人参，他如数交款。有些常用药物，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他还专门叫上海的亲属买了寄来或带来。
      1975年11月2日，张闻天病情严重，被送进医院抢救，并请来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医生会诊。此后又多次会诊。张闻天说，只要诊断明确了，治疗都是一样的，今后不要那样兴师动众。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把医疗队撤掉。他总是说，我没有什么贡献，这样做，对不起党和国家。
      1976年4月，张闻天连续几次发病，十分危险。他意识到将不久于人世，就对老伴刘英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有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一再重复：“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为此，他还和刘英写了合约：
      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的党费。
                张 刘 1976年4月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逝世。根据张闻天生前的遗嘱，刘英为张闻天上交党费4万元。1981年6月，刘英向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捐款4万余元。
      张虹生说：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金钱和物质的遗产，但父亲坚强的党性，对真理对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为党为人民奉献的精神，催我奋进。这是敬爱的爸爸留给我们张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激励我们，使我们坚定理想、信念，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