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华中军区后勤部转移到山东胶东半岛，我被调到烟台警备三团三营工作。撤出烟台时，西边的山头已被敌人占领，我们在朦朦胧胧的月光下，从山沟里转移到安全地区。
深秋的一个夜里，侯副营长带人去领冬装，途中我不慎掉落到一个深山沟里，昏了过去。副营长要大家解绑带，吊下两位战友，在山沟的乱石中找到了我。两位战友用绑带把我牵拉上来，发现我呼吸微弱。咋办？没有医院可送，也没有后方可休养，更不能抬着行军。副营长找到当地的地下党组织，把我安排在一位大婶家。当时胶东大小城镇和主要交通线都全被敌人占领，这个村子，也派上保长和保安。他们宣布，凡私通八路军的，轻的则没收财产、罚款，重的则杀头。倘若发现暗藏八路军伤员，更是性命难保。这位大婶是老党员，她和儿子明明、媳妇秀秀三个人分工：她专门负责对我的看护和食宿；明明负责与外界联系和家中的活计；秀秀在大院门外站岗望风。她对儿子和媳妇说：“天亮后，你们俩把院子里的麦草和玉米秸搭个草垛，掏出一个洞，有危险信号，我就把小同志送到草堆洞中藏起来。
第二天，我仍然昏睡。大婶经常俯在我鼻子上听听呼吸声，每听一次，她就叹气说：“弟弟什么时候能醒来？”明明和秀秀劝解妈妈说“娘，你别急，弟弟会好的，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变，又能呼吸，只要养养神会慢慢好起来的！”“话是这么说，可我放不下心哪！”大婶眼泪汪汪地说。
到第四天早晨，大婶发现我的嘴唇和眼皮能动了，她叫秀秀快起来煨小米粥。在大婶的精心护理下，我能喝一勺一勺的粥。大婶一边喂，一边说：“好乖乖，张开嘴。烫吗？”我摇摇头。“慢慢喝，多吃点，几天没东西下肚，谁受得了啊！”大婶的声音里充满了母爱。我能起身下炕时，大婶再三叮嘱我：“不准出院子的大门，也不能大声讲话，一旦有情况，赶快钻草垛，千万马虎不得！”
有一次，真是出了险情。保长带着两个保安看了邻家之后，秀秀灵机一动，主动招呼道：“保长有空到我家看看吧！”保长径直走向我家，幸好一切准备工作做得有条不紊，没留下半点破绽。他们在我家里转了两圈没找到可疑点，就走了。
第七天的傍晚，侯副营长与卫生员打扮成农民的模样找来了，决定在当晚带我回部队。大婶一定要我再休养几天。我上前一步，双腿跪在大婶面前，泣不成声地说：“妈妈，你是我的好妈妈，是我的亲娘！”妈妈的泪落在我的头上，双手抚着我的双肩说：“好儿子，妈不留你，待胜利后回家来看看娘！”
1950年初，我的工作和住址固定下来之后，想起救我命的妈，但当时没有留下地址和姓名，我就给那个地区的政府一连写了十几封信，但始终没有找着娘。每忆及此，痛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