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我和老伴俞芷蒨曾两度赴巴黎小住，每次三个月，这在饱经忧患之余的晚年，颇属意外。1955年，我因受潘汉年、扬帆冤案无辜株连，进了班房。我爱人在前景一片茫然的情况下，考上了北京大学，学习法语，后留校任教。我的大孩子王小戎，在十年浩劫中被作为黑五类对待，曾下放当农民、工人，粉碎“四人帮”后，也考上北京大学学法语。这些年，他进了一家法国企业在华分部工作，后被调去巴黎工作培训，因而我们有了前往法国探亲的机会。
2006年9月，戎儿用电脑发来电子机票。6日下午，客机从浦东机场起飞，11个小时后，抵达巴黎。
弗朗索瓦高贝小居
儿子借朋友的车与朋友一起来接我们，由戴高乐机场进入巴黎市区。这里，没有像上海那样拔地数十层的高楼林立，其街道两侧多是十层左右的法式民居楼房，端庄雅致，别具风姿。儿子在十五区租的一处房子已有百年历史，质量坚固，结构严实；铁木两道大门，红毯铺地，生活电器设备齐全；只是电梯偏小，仅能容3人。据说这种情况很多，因为都是近代添加的。
第二天，恰好是星期日。早餐后，小戎陪我们去附近的雪铁龙公园。阳光明媚，天朗气清，大草坪鲜绿美丽，花木繁茂，人工水渠清流汩汩，并有一些木躺椅供游人日光浴。我们买票后，登上公园内营业的氢气球，升空远眺巴黎全景。之后又到塞纳河畔小坐，浏览两岸风光。想想我这个中国当年的小八路、红小鬼，居然来到这个地方，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变化。
高大壮丽的凯旋门
1806年，拿破仑下令建造凯旋门，以歌颂其赫赫武功。后迭经政局变化，直至1836年才建成。凯旋门高50米，宽45米，门面占地就有2500平米，巍峨雄伟，气势恢弘。在其正面侧面和中央，20多位艺术家共同创作完成了凯旋门上的雕塑。有六幅浅浮雕，刻画了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期间著名的战争场景。左右两侧的四座主浮雕中，弗朗索瓦·吕德的《志愿军整装待发》充满激情而富有感染力，最为动人。
凯旋门的拱门下有一盏长明灯，白天在阳光下不易察觉。在一块普通石板下，是“无名战士墓”。1923年由当时的国防部长亲手点燃了长明灯。法国一共有900多个退伍军人协会，每天下午6点半，都有一位退伍军人协会的代表来到这里，为长明灯添油。至此，凯旋门从对拿破仑的个人崇拜变成法兰西民族荣誉的象征。
我和老伴乘凯旋门电梯登顶层平台眺望，看到周围有12条大街辐射出去，颇具特色。参观凯旋门对我的感触很大，法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此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给我们什么启发？我们应怎么做呢？
凯旋门广场四周十二条大街中的主要一条，是东侧的香榭丽舍大街，它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是巴黎最繁华的商业街。街面很宽阔，除机动车六车道外，尚有很宽的人行道。许多咖啡店还延伸到人行道上，加了许多露天或带帐篷的客座。白、黑、黄各色人种一双双，一对对，相亲相爱地来来往往，像是一个人种展览会。法国的咖啡馆半数客座设在店面外，人们喜欢叫杯咖啡在室外晒太阳、聊天，久坐不去。
巴黎公社社员墙
拉雪兹神父墓以巴黎公社社员墙闻名，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曾去凭吊三次。它的入口不远处竖立着整个公墓的分区图，重要人物墓葬均在其上标明方位。这座公墓极大，据说在近二百年内，先后有一百多万死者在此下葬。而法国城市一般也不过十万人口，由此可知其规模了。
公墓布局整齐，分成97个区，大小通道绿树成荫。每座墓碑、石雕各具特色，石料以黑、白、青三种颜色为多。从墓的大小、气派亦能看出死者生前在社会上的地位。我们凭记忆，向巴黎公社社员墙走去。几个弯子一转，方向失误，已经筋疲力尽。因俞芷蒨曾会同艾敏合译过安德烈·莫洛亚著的《巴尔扎克传》，于是临时改变主意，在游客指引下，找到了巴尔扎克的墓葬。罗丹为巴氏创作的头像非常大气，凸显这位天才作家聪明睿智的精神风貌。
第二次去时，接受教训，在入口处买了一份路线图。一路走去，直累得迈不开步了，才为身旁献给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十万死难者的墓碑所吸引，往前凭吊。墓上一尊高大的黑漆青铜雕像，是一架有骨无肉的人体躯干，高高地竖在半空中，令人不寒而栗。邻近处，尚有二战死难的儿童墓、二战死难的妇女墓，均有数字、铭文，提醒人们百代勿忘。继续东行不远，便是隐在墓区边沿的巴黎公社社员墙。1871年5月下旬，退入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最后一批社员，曾在此墓龛和石碑之间进行最后的浴血战斗。第二天凌晨，147名被俘的公社社员被押到一处荒坟的角落，全部壮烈牺牲。一曲悲歌永载史册。公社社员墙高二米左右，墙前一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浓荫覆地。站在如此根深的碧绿大树下，令你感到生机勃勃革命前景无限。
巴黎市区另一大公墓是巴黎最高建筑——蒙巴那斯大厦近旁的蒙巴那斯公墓。这里闹中取静，大片绿色，不像拉雪兹神父墓那样拥挤，似乎宽舒得多。我们在这里没有找到莫泊桑的墓，却看到凯旋门著名雕塑《马赛曲》作者吕特的墓和中国人民的朋友、荷兰导演伊文斯的墓，有万里他乡见故人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