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上海→口岸”地下交通线的回忆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更加加紧镇压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并为新解放区输送干部，上海地下党决定，将已经被列入黑名单，或有所暴露的同志，撤离上海，党员先到当时的中共华中工委党校学习，非党积极分子则到华中革命大学去学习。
　　抗战胜利后，我进入上海青年中学高中部读书。从1947年下半年起，在郑炯芝同志带领下，投入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暑假，我被校方以“思想乖谬，侮辱师长”为由开除学籍，操行分数也从甲等，降到了“丁等”，实际上被取消了再进任何学校的机会。郑炯芝同志也被开除学籍。我们很气愤，就到学校与教务主任刘某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并警告他：学校的这种无理行为，必将得到“清算”。刘当时面孔通红，无言以答。因为他知道，这是对我们的政治迫害。
　　此后，我们就得到了党组织通知，我与郑都被列入了黑名单，必须离家隐居，等待撤往解放区。
　　为了安全起见，我隐居到四川北路底的中央银行职员宿舍的亲友家。这里距国民党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仅一箭之地。我原来想得很简单，以为十天或半月，即可去解放区。没有想到等了近20天不见任何音信，十分焦急，心想，不能老是坐等，应有更快的解决办法。我就去找隐居在横浜桥附近亲友的家郑炯芝同志，请他向组织汇报：我愿去解放区开辟一条新交通线。郑同意我的想法，答应向组织转告，并告诉我要耐心等待。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需撤退的同志多，我再去开辟一条路线，不仅自己不要再坐等组织安排，还可帮助更多的同志及早进入解放区。
　　不久，组织上派张彧（张益群）同志，在虹口公园与我会面。我将自己的情况及开辟口岸至上海交通线的具体想法等，向他作了详细介绍：
　　一、上海至泰州口岸镇，有长江轮船直达，每天下午三、四点开航，次日上午到达口岸镇。上岸后，步行约一个半小时，即到达解放区边缘的封银乡各村庄，除口岸镇是国民党军队的据点外，沿途没有敌据点，比较安全；
　　二、口岸镇是长江北岸的重镇，在敌人心目中，这里是他们统治的天下，防范比较松散。只要出示一下合法的身份证件即可通过据点关卡；
　　三、从口岸镇到解放区的封银乡，约10华里，到张河乡，约8华里，沿途都是大道，来往的人较多，不引人注目，中间也没有敌人盘查；
　　四、从口岸镇到解放区，沿途老百姓中，共产党的威信高，群众基础好，也未发现有敌特活动。
　　总之，开辟这条交通线，行程较短，交通方便，沿途安全，比较可行。
　　几天后，张彧同志向我传达了党组织的决定：同意我去当地党姐织商谈开辟交通线之事。　　     8月底，我回到老家，先去找我的老同学，口岸区委书记沈战堤，详细告知上海地下党要在口岸区建立地下交通站之事，因任务紧，迫切需要区委、县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战堤同志很爽快地表示，即向县委汇报。没过几天，他就很兴奋地告诉我，县委非常支持建站的事，具体工作及安排均由口岸区委负责落实。
　　大约在9月初，上海地下党派王克勤同志到口岸区封银乡来找我，了解建站工作落实的情况，我与王一起，跟战堤同志商量了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两天后，王先回沪汇报工作，不几天我也回沪。上海地下党决定派何正璋、叶公琦、丛林等同志到口岸区建立交通站。并由我先带他们到达解放区，开展建站工作。站的固定办公点，设在封银乡的中心——封家集。站上的行政开支，区委委托封银乡政府负责。撤退人员进站后，由当地交通系统负责护送去华中党校。交通站建成后，我和王克勤同志担任政治交通员。我第一批从上海带往解放区的有5人，是通过隐居在上海大厦旁的叶公琦同志接的关系。沈战堤同志介绍了好多在敌人据点的社会关系，使我们心里很踏实，遇到突然事件，不致惊慌失措。我们对撤退人员交待情况也很细致，遇到意外情况，应如何对策，使每个撤退人员心中有数，能应付多种事态。
　　对于每个撤退人员扮演什么身份，事先都研究得非常细致。我们担任交通员的，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装扮成恰当的身份。我和王克勤都是上穿白衬衫，下着黄卡其西装裤，既像穿便服的青年军，又像在校的学生，如遇查问，我们即按此身份回话。口岸镇虽是一个军事重镇，但毕竟与大城市差距较大，我和王克勤的这身打扮，在国民党军警面前，一直畅通无阻从未遇到过查问。
　　从上海带进来的同志，也根据各自的实际条件，有的是单个的探亲访友，有的是假扮夫妻回原籍，有的是跑单帮（做小生意），有的是去某处办事（都是敌据点内的关系）。如叶公琦同志就是“生猪行采购人员”的身份，以“去泰兴县采购生猪”为由，出入解放区。
　　最近听公琦同志说，为了更好的掩护撤退人员，口岸站还用大家的捐款，在口岸镇开了一家粮店，可在特殊情况下应急，如躲避盘查、抓壮丁等。一次，在公琦同志担任交通员时，恰遇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实施警员警管制，加紧对进步力量的控制与镇压。上海地下党决定，加快撤退人员的速度。口岸站为完成任务，每两天就从上海撤出一批人员。
　　口岸联络站因政治、地理条件好，又得到当地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在国民党封锁长江，禁止任何船只行驶之前的半年中，从上海安全撤退了一百数十名人员，受到过有关领导的好评。
　　我因为在当地读小学和初中，对那里的风俗民情，地理环境、政治情况都比较熟悉，对于开辟地下交通线，掩护撤退人员均十分有利。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当地认识我熟悉我的人较多，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交通线的保密与安全。我曾经向组织提出，不宜留在口岸站工作，可以先去党校学习。组织上同意我的建议。1948年10月底，我被安排到华中党校十五队学习。
　　由于交通线任务很重，工作人员很缺，不久，又被调去二分区邗东交通站去工作。这时的交通工作，已经很难开展。1949年初，国民党开始封锁长江，地下交通工作被迫暂停，应撤退的人员，包括已回沪的交通员，都在上海隐居下来。3月，撤退人员工作，全部停止。各交通站的同志，都集中到泰州市南乡的一个村庄，学习城市政策，并于5月初，随军南下，与华东局机关（当时番号是淮河部队）一起驻进丹阳农村。5月25日，我就随华东局秘书处机关从丹阳到达上海。
　　60年前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