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永远闪耀着光芒的帅星——刘伯承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一颗永远闪耀着光芒的帅星。他就是立志“拯民于水火”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一代世界著名的伟大的军事家，一生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备受人民敬仰、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元帅刘伯承。
一、立志“拯民于水火”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
　　刘伯承，原名明昭，字伯承，1892年诞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乡张家坝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贫困的家庭生活，黑暗的社会统治，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使少年刘伯承的心中渐渐萌发了反对压迫、追求真理、富国强兵、“拯民于水火”的思想,并立志“拿起刀枪来改变这个极不公平的世道！”从此，“大丈夫当仗剑救国救民于水火”成了刘伯承博大的抱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刘伯承参加学生军，开始追随孙中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
　　1912年，他到重庆考入军政府将校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川军，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1914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率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攻下丰都。在丰都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右太阳穴钻入，又从右眼飞出。德医诊所为他施手术共割74刀，他以当年关公刮骨之气概忍受。那个日耳曼军医手术后称赞他不愧是“中国的军神”。1923年，刘伯承在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在10年的川军生涯中，由于刘伯承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被誉为川中名将。刘伯承虽被称为川军名将，却痛恨旧军队和官场的黑暗，也对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深感不安。他坦陈道：“伯承从军是为救国救民，决意不再去为某些人争夺地盘卖命了”。
　　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与朱德、杨闇公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1927年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
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重时刻，刘伯承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革命的第一枪。在起义中，刘伯承担任总辖全军的参谋长，也因此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第一位总参谋长，为创建人民军队做出了重要贡献。刘伯承有段名言，“从打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做好准备，叫路死路埋，沟死沟埋，狗吃得肉棺材。”
　　邓小平在评价刘伯承时指出：“伯承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拯民于水火，正是这种博大的胸襟，使伯承从旧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邓小平文选》笫3集，笫189页）
　　二、驰骋疆场、功勋卓著，尽卒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杰出军事家
　　在我军的将帅当中，刘伯承一直以足智多谋，用兵如神而著称。朱德总司令曾经称他为军事奇才，陈毅元帅赞赏他为当代孙武，而国民党的将领则称他为战神。
　　南昌起义后，刘伯承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苏联学习。先入高级步兵学校，又入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
　　1930年8月，刘伯承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先后担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总参谋长。期间，他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他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保证了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他还勇任先遣司令，为红军开辟通路，率部斩关夺隘，抢险飞渡，在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诸战役中，显示了他的军事奇才，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被同志们赞誉为党内的“孙武”。他与彝族咕基家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兄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的故事，传为长征史上的佳话。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山西抗日前线，与邓小平一起率部转战华北敌后，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建立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了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吸打援敌计”等等，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潜心研究中外兵法，写下了《击退正太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考察》、《论游击战与运动战》、《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交通斗争是相持阶段夺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及《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等重要、系统的军事著作，还编译了几十万字的外军军事著作。
　　在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威震敌胆，所向披靡，谱写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光辉篇章。他一战上党，歼敌十三个师三万余人，给了到解放区抢地盘的国民党军队当头一棒；再战邯郸，歼灭敌人两个军，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重庆谈判。他率领十万大军渡过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他成功地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取得了定陶战役、巨野战役、鄄城战役、滑县战役、巨金鱼战役、豫皖边战役、豫北战役、羊山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这些著名的战役印记着刘伯承超人的智慧和英勇善战的胆识，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在战场上，刘伯承是足智多谋、用兵如神、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威震敌胆、功高如山的常胜将军；在工作中，他又是一位诲人不倦、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良师；在生活中他还是一位和蔼可亲、严格宽厚、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长者。他任何时候都能摆正个人与党和革命事业的关系，坚持用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看待历史、看待人民、看待英雄、看待自己。
　　刘伯承从苏联回国后，组织左权、叶剑英等人一起翻译带回的各种条令，同时为中国红军确定内部的称呼。他在旧军队中多年，一向痛恨等级森严和对勤务人员的歧视。于是，他确定红军中的“司令”后面要加一个“员”，将旧称呼“护兵”、“勤务兵”改称“警卫员”、“公务员”，将“伙夫”改称“炊事员”……这种称谓沿用到今天。
　　在革命军队中，刘伯承的职务一直很高，却最看不惯别人搞特权。在江西根据地时，他看到共产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傲慢地在红小鬼面前耍威风，嫌他们做饭的锅挡路就一脚踢翻时，当面怒斥其为“帝国主义行为”。结果，李德到中央告状，说这是“不尊重国际顾问”，使刘伯承一度被免职。
　　1942年12月，正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50诞辰举行庆祝活动，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在这种情况下举办祝寿庆典，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听说为自己庆贺50寿辰，刘伯承一再拒绝。后来由邓小平出面劝说，明确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也是工作需要，刘伯承只好同意了。
　　1942年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为转战千里、威震幽燕的刘伯承将军祝贺50寿辰的新闻，《新华日报》(华北版)公布了刘伯承将军的略历及其亲笔题词：“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祝刘师长五十寿辰”的文章中写道：
　　“伯承同志对民族、对革命、对党和无产阶级具有无限忠诚。入党以前，他基于爱国热忱参加了讨袁及护国、护法战争；入党后，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华民族解放道路，乃以其半生血汗，尽卒于解放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他今天虽已弹痕遍体，须发斑白，全仍不知疲倦，刻苦奋发，任重致远。伯承同志是深入群众、深知群众的人。他律己严，待人宽，谦恭和蔼，身为群众表率。因此，他自然而然得到群众的爱戴，成为群众的领袖。在政治上，伯承同志勇于负责，能在复杂环境中独立决定方向。在长期军事工作中，在六年来华北抗战中，他均能胜不骄、败不馁，稳定地掌握复杂的情况，百折不挠地完成革命任务。在军事上，伯承同志不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在纪律精神方面，伯承同志有高度的自觉与负责精神，是坚定刚毅、尊重组织、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的模范，并在反对张国焘路线斗争中表现出了这种百折不挠与一切机会主义作不调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
　　1949年初夏，中央军委发出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指示。盘踞在四川的国民党部队在刘伯承率领的二野部队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穷追猛打的军事行动面前溃不成军。在胜利面前，刘伯承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一贯的谦虚礼让的品德，不抢功、不争利，带领二野部队守在城外3天，直到兄弟部队到达成都。刘伯承请兄弟部队先进城，二野部队随后才进城，表现出高尚的品德。
　　解放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刘伯承”这样一个条目，开头是这样写的：“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其意见时，他拿起笔，毫不犹豫地把“革命军事家”改成“革命军人”。他说“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这不仅是出于谦虚，更在于他深知革命与军人两者结合的意义。
　　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刘伯承身经百战，先后负伤达九次之多。邓小平对刘伯承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他熟谙兵法,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邓小平文选》笫3集，笫187页）
　　三、永葆共产党人本色，始终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元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登上执政的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后的刘伯承，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1年底，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又兼任政治委员。1954年起先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刘伯承继续用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尚品格向世人昭示，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元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刘伯承深刻认识到新的历史时期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转轨的重要性。当有人提议他担任我军总参谋长时，他真诚地说，总参谋长还是让别人去做吧，我已经当过四次总参谋长（在我军的各个历史时期，刘伯承曾四次担任总参谋长职务），现在我最想去办军校，当教书先生。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筹建陆军大学时，有人认为圆明园遗址的地理位置最佳。刘伯承却认为这里有文化遗迹，军队不应占用，最后选择了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旧址。1951年11月30日，刘伯承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首任院长，奠基了培养现代军事人才的摇篮，成为新中国的军校之父。他在南京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时，身为开国元勋却自命为普通“教书先生”，带头发扬“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自己备课和登台讲课。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传身教、身先士卒、从军人举止到教育训练，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谨治学、孜孜不倦，一心一意打造“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他向军委和毛主席呈报的书面综合报告，都是他亲自调查研究，亲自动手写成的。
　　1964年8月，刘帅的青光眼复发，视力大为减退，到了20世纪70年代双目失明。尽管这样，他仍对我军建设提出了大量建议，关心军事教育的热情丝毫未减。1966年1月8日，刘伯承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对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对象、战略方针、战役、战术、工事构筑、战时动员、军队编组、军事训练等，都提出了系统的见解和意见，这些千锤百炼的经验，深谋远虑的兵法战策，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千千万万个新型指挥员茁壮成长。1971年1月11日，刘伯承又把自己用津贴买来的、珍藏多年的2000余册军事理论学术著作教材和书籍，赠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让这些宝贵书籍继续为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服务。
　　刘伯承生活十分俭朴。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坚持做到不吸烟、不喝酒、不占公家便宜、不搞特殊化。邓小平曾撰文这样写过他的特点——“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
　　刘伯承元帅要求自己家人当普通一兵。进北京城初期，刘伯承元帅就对夫人汪荣华说，战争年代，我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现在解放了，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还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要大体同群众的生活相当。五十年代，刘伯承在家里穿的衣服，经常是袖口磨破，领口洗得发白，还不肯做新的。他还亲自关照炊事员：“黄瓜、西红柿这类菜，初上市的时节不要买来吃。”在这位开国元勋的家里，夫人汪荣华布衣布鞋，穿着十分朴素。孩子们的衣服也往往是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过给老三。孩子们读中小学时，家里基本上不给零用钱；上大学时，每月给两元。
　　刘帅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他认为未来的革命事业靠年轻人来完成，建设国家首先从教育好自己孩子入手，而教育孩子率先垂范是最重要的。刘帅的所有孩子几乎都是在集体生活中长大的，回到家里也不能沾父母的光，不能让工作人员为自己办事，更不能享受父母的生活待遇。他要求他的孩子结婚成家后，都要在自己的单位安家，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他常对孩子们说：“我今天这种优厚的生活待遇，是因为我对革命做出一点贡献，党和人民照顾我。你们没有做贡献，所以你们不能享受。我是共产党员，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不能给你们留下任何遗产。我只能培养你们，使你们学会建设祖国的本领，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孩子们要考大学时，刘帅希望孩子们能为国防建设做一些贡献。刘帅总是要求自己的子女要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而不希望孩子们走仕途之路。他告诫子女们：“没有那个大德大才就不要去当那个官，即使当上了，也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后来刘伯承的几个子女全都在军队服役，都从事技术工作。刘帅的一个女儿入党前，她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派人来家里征询刘帅的意见。刘帅说：“如果你们要了解孩子在家里的表现，我可以向你们介绍；你们问我能否入党，这完全是党组织的事，我不能发表意见。”
　　对于刘伯承的一生，邓小平做过高度的评价：“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指挥作战到治学办校，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何时何地，客观环境有什么变化，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邓小平文选》笫3集，笫188页）
　　 （作者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