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暑假,我放学回家,路过丹阳县城,一位小学女同学把我带到一家报社内,塞给我一本记不清是油印还是手抄的《茅山下》。后来我才知道,这家报社的社长是中共地下党员,《茅山下》是新四军作家邱东平,在抗战初期挺进江南敌后“用血写的稿子”,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的开端部分。1941年7月,邱东平在苏北盐阜区一次反“扫荡”中壮烈牺牲。据当年的新华日报报道和一些资料显示:邱东平,广东人,1927年曾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酷爱文学创作,1934年留学日本,后参加东京的左联,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937年10月参加新四军。在到茅山地区工作期间,他的文学创作最活跃,成果最显著。后赴盐城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牺牲时只有30岁。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多篇遗作被选编出版,《茅山下》就是其中之一。
原来,《茅山下》就是以我的家乡——位于茅山下的丹南一带,在日寇入侵后遭受的苦难和新四军南下开辟敌后斗争为背景,写一个青年学生在斗争中的锻炼成长。书中那段带血的文字,控诉了日寇下乡“扫荡”的兽行:那个被日寇强暴了的女人,从此就低下头来。他的丈夫也跟着低下头来,却每天凶恶地叱责他的女人,举起暴着青筋的手,用力抓住她的头发,重重地殴打她。似乎处罚了这个女人,他就能从屈辱中抬起头来,然后两个人一块儿哭泣。这种深及灵魂的苦难,催人泪下,不禁勾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1937年冬,我7岁那年,日军占领了丹阳县城。次年8月,驻扎在县城的大批日寇 “扫荡”我的家乡——因附近拥有“延陵季子墓碑”而更加闻名的延陵镇。据丹阳县志记载,日寇在这次“扫荡”中杀害民众79人,烧毁房屋323间。待我们逃难回来,古镇已成废墟,哭声一片,我的家也被烧得寸草不留,无家可归了,多亏住在后街的外祖父母收留了我们。伯父为此一病不起,去世时,丢下一双幼小的儿女。祖母忧伤过度,眼疾不治,双目失明。不久,日寇又下乡大“扫荡”,我和母亲、姨母正在外祖母家,来不及逃难,外祖母就把我们藏在家里堆灶膛灰的、又脏又小很不起眼的灰屋里,外面用柴火、农具和其它杂物挡住了灰屋门。她则约了同住一进屋的一位孤身老奶奶向另一个邻居家走去,说“人多好壮胆”。谁知刚出家门,老奶奶又缩回脚说:“你先走,我还要拿点东西。”我外祖母刚离开家,几个日本兵就冲了进来,恶狠狠地向老奶奶追问新四军。老奶奶刚说不知道,就被鬼子的刺刀戳中,重重倒地,发出凄厉的惨叫。躲在灰屋里的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母亲怕我吓哭,紧紧搂着我,捂着我的嘴。待鬼子走后,我们从灰屋里出来,只见老奶奶倒在血泊中,已经含恨死去。少不更事的我,惊恐万分,心里却记住了大人脸上的忧伤和悲愤。
《茅山下》加深了我对童年磨难的感悟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她带给人们更多的是理想、信念、力量,是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对未来的追求与希望。那首写在扉页上的诗《茅山下》:
莫回顾你脚步的黑影/请抬头望你前面的朝霞/谁爱自由/谁就要付予血的代价。
茶花开满山头/红叶绿遍了原野/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这激昂的诗句,不知使多少人在苦难中觉醒。
从此,我的那些知心同学、知心朋友从不同渠道偷偷找来许多启迪心灵的进步书刊,像苏联作家的《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鲁迅、茅盾、巴金、冰心等人的作品,甚至连我党早期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和《西行漫记》等都在偷偷传看,并以读书会的名义讨论当前时事。我和几个同学不等学业结束,就加入革命队伍,开始了新的生活。
如今,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新中国已迎来60华诞,作为曾经向我灌输革命思想,帮助我树立革命人生观的启蒙之师《茅山下》,仍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