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武汉外围敌后打出新四军军威

1940年初，李先念（左一）率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进入鄂中地区

为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1939年1月初，成立了以朱理治任主任，李先念、王国华任副主任的豫鄂边区党委军事委员会。1月14日，李先念在竹沟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边区各地的军事负责同志。会上，李先念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分析了豫鄂边区对敌斗争的形势，提出了发展敌后武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军事工作总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决定边区下一步军事工作分三步走。即：(一)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周志坚任参谋长，全面领导豫鄂边区的武装斗争；(二)号召豫鄂边区各抗日武装迅速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扩大抗日力量，积极创建根据地，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三)鉴于目前竹沟兵源有限，先立即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由李先念率领。会后，李先念、周志坚调集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的两个中队和延安来的六十多名红军干部共160余人组建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谭子正任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1月17日，李先念率部从竹沟出发，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为有利于做统战工作，部队番号对外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化名李威，对外联络时以国民党少将或上校的身份出面。1月20日，李先念在四望山北麓的黄龙寺与豫南特委和信阳挺进队会合。
　　日军于2月初发动了襄东战役。为牵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7日，中原局作出决定：派李先念迅速南下应山、安陆，以至应城附近去开展游击战争。
　　李先念在刘子厚、娄光琦的陪同下，先到大洪山拜访李范一。李范一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交通部电政司长、湖北省建设厅长，是位爱国的民主人士。抗战爆发后，他应董必武的邀请，曾出任在湖北应城汤池举办的“湖北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的班主任，主动与实际主持此项工作的中共负责人陶铸搞好合作，培训抗日骨干。李先念南下时，他任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政治指导部主任，积极从事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工作。李先念与李范一进行了彻夜恳谈，共同签订了合作抗日协议，允许新四军使用“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开展活动。
　　这时，日军又侵占了桐柏、唐河、新野等县，并有经南阳向西安或洛阳进攻的企图，豫南等地即将成为游击区。针对这一形势，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于5月17日作出指示，要求豫鄂边各地党委发出紧急通知，进行战争动员和发动游击战，并要以建立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为中心任务。接到刘少奇指示后，李先念立即通知中共应山县委，要求该县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迅速靠拢赵家棚地区。5月底，中共鄂中区党委委员、应山县委军事部长杨焕民遵照李先念的指示，率领应山县委所领导的两个中队来到赵家棚附近，与李先念会师。为了统一抗日武装和提高战斗力，李先念与周志坚、许金彪、杨焕民等研究决定，将先后到达赵家棚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湖北抗日游击大队以及应山党领导的两个中队等三部分力量，统一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许金彪任团长，周志坚任政治委员，杨焕民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大队。
　　新四军挺进团成立前后，豫鄂边地区国共合作的局面发生逆转。曾经与共产党保持过一段较好统战关系的第五战区，特别是李宗仁的桂系势力，向右转的势头有增无减；一些在日寇进攻面前闻风而逃的土顽势力卷土重来；反共磨擦事件频频发生。1939年5月，国民党鄂中专员石毓灵竟下令扣押了陶铸等人，并撤销了与共产党有较好合作关系的孙耀华的国民党应城县长职务，另委顽固分子曾宪成接任。中共鄂中区党委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发动应城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拒曾挽孙”运动，除工农群众外，许多绅士名流和社会贤达也出面响应，虽孙耀华未能留任，但曾宪成也终于不敢贸然就职，陶铸则被宣布驱逐出境。同时，石毓灵又千方百计策动“应抗”李又唐部，想从内部来搞垮“应抗”。已经到达京山大山头与“应抗”第三、第四支队会师的李先念、陈少敏与杨学诚、夏忠武、郑绍文等认真分析了形势，于6月中旬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了鄂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李先念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反复强调要坚持、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会议决定，将鄂中、豫南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政治委员)。养马畈会议后，在李先念的主持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组成，六月底支队组成四个团队。
　　根据中原局关于“应积极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的指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在李先念的指挥下，挥师四出，驰骋在豫南、鄂中敌后，积极打击敌伪，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努力完成中原局布置的队伍扩大到四五千人的任务，鄂中区党委于八月底召开了代表大会。会上，李先念作了“如何发展地方武装”的讲话。对此，中共中央于9月17日作出指示：目前李先念部队及五、六大队调至皖东防区还不能依从国民党的要求。因此，该部至少还必须坚持在原地区活动一个必要时期，并须采用一切方法使国民党承认。同时提出：李先念部及五、六大队在国民党武力进攻之下，必须有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有坚持在原地活动一个必要时期之决心，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予进攻我之部队以有力的还击，以争取我军之存在。9月18日，中原局、刘少奇来电指示：“鄂东、豫南、鄂中敌占区域，是今天党开展华中游击战争最重要地区之一。创立坚强的游击队伍，建立鄂东、鄂中、豫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打成一片，这是今天鄂豫皖、鄂豫边以及鄂中三个区党委最主要的任务。”为了巩固党已创立起来的根据地及坚持豫鄂边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在自卫立场上粉碎顽固派的‘围剿’。为此目的，五、六大队及信阳东西的两个团，有立即集中起来的必要，以便在有利的时机站在主动的地位，首先击破其围攻的一路。”接到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刘少奇的电示后，李先念等更觉得有必要先拔掉李又唐这个“毒瘤”，为鄂东、豫南党的武装汇集鄂中创造条件。李又唐原系国民党应城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后经过鄂中党组织的争取，率部参加“应抗”编为第二支队，任支队长。但他却排斥共产党派来的政工人员，不听“应抗”总队部的指挥。自1939年5月，国民党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抗日后，李又唐更加紧了和伪军的勾结，配合伪军夹击“应抗”第一支队，抢劫应城县第四区区署，同时还大肆招揽土匪、伪军，使该部迅速扩大到两千多人枪。他们在京安应一带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极大损坏了“应抗”声誉。广大群众非常痛恨，称之为“黑匪”。临战之前，李先念等召集“应抗”总队和第三团队的主要干部研究作战部署。会上，李先念说：现在李又唐奸情显露，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他虽有两千多人，但其中不少受过我们党的教育，他们是不会跟李又唐跑的。我们再把第一团队调过来，加上你们第三团队和“应抗”总队第一支队，来它个四面包围，以政治瓦解和军事包围相结合，要不了几天，就能解决战斗。9月21日，独立游击支队第一、第三两团队及“应抗”第一支队在李先念、陈少敏、陶铸的率领下，向李又唐盘踞的杨家河、西河口发起进攻。许子威以“应抗”总队长的身份，向李又唐部队开展战地喊话。赵明义和程向阳的两个大队，深明大义，全部归顺。仅用一天多时间，就解决了李又唐的主力。此战后，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缴获了大量轻重武器，收编了李又唐溃散部队千余人，使鄂中新四军游击支队的装备得到改善。应城地方抗日武装得到了壮大，并扫除了阻碍开展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大隐患。应城、云梦、安陆的游击区和根据地连成一片，为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驻应城的日军第二十六旅团旅团长奈良晃少将得知新四军已集中到大山头一带，当即率领宋河、罗店等据点的日军二百余人和伪军四百余人，连夜出动，企图偷袭驻新街的新四军。10月13日拂晓，当日伪军悄悄向新街逼近时，第一团队的游动哨发现敌情，便立即鸣枪报警。清脆的枪声把睡梦中的指战员惊醒。他们立即拿起武器，朝枪响的方向奔去，战斗即刻打响。李先念司令员得到日军偷袭新街的消息后，当即命令第一团队：“打，坚决地打!”随后又亲自带领第二团队二大队火速去增援。中午，李先念赶到新街，指挥围歼日军的战斗。在听取周志坚、张文津简要汇报后，他坚定地说：这一仗必须打赢，打输了或打一个平手都不行!中原人民都在盼望我们新四军的战报。接着，下令调整兵力、部署，做好发起全面出击的准备。一切准备就绪，张文津团长下达出击命令。新四军战士像山洪暴发，对着日军冲击，一下子便把张牙舞爪的日军，压到新街南寨外黄氏祠堂旁的洼地里。李先念司令员亲临阵地指挥的消息传来。更激发了战士们杀敌的勇气。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向敌人，奋勇搏杀。到黄昏时分，黄氏祠堂那边冒起了黑烟，一股混合着血腥气的焦臭味，弥漫在空中。原来是被围困的日军伤亡惨重，害怕天黑后地形不熟，会被新四军围歼，便一面佯攻，一面将几十具尸体焚烧。余敌从小路仓惶突围，但战场上还丢下了来不及焚烧的二十多具尸体。至此，战斗结束，共打死打伤日伪军一百八十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尽管战斗取得了胜利，张文津团长仍觉遗憾地对李先念司令员说：“可惜了，太可惜了!没有将鬼子全部消灭，剩下几十个让他们跑掉了!”“不要紧，我们在这里还是第一次打鬼子，让他们跑回去几个报丧也好嘛，也是给我们新四军宣传宣传!”李先念风趣地说，脸上带着舒心的微笑。新街战斗是李先念率新四军挺进鄂中后，在敌人的近后方给日军的一次重击，使新四军威名远播。就连国民党五战区的报纸也以特大号字体，登载了这一捷报。新街战斗的胜利，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灭了敌伪的威风，预示着豫鄂边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势必如燎原烈火遍地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