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地下斗争

  李世熙
1991年平潮中学50年校庆时部分40年代校友在原校留影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将临之际，我十分高兴地看到祖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经济正在又好又快地发展，人民生活也不断地提高，和谐社会正常有序地推进，使年届85岁的我心情既激动又欣慰。同时，也使我回想起了60多年前那些令人难忘的地下斗争往事。
                                                                                                                                    舌战伪团长
      我是1943年年底，在江苏南通的平潮中学就读高中时参加中共地下党的，曾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平潮中学是所非常“畸形”的学校：一是学校地处沦陷区农村的一座古庙里；二是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却与“国统区”的学校一样；三是教师业务水平普遍较高，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又不愿为“奴化”教育效力。学校开办两年多来，口碑较好，学生不仅有当地的青年，甚至连日伪统治的城镇青年也纷纷来校求学，到1944年学生总数已达五百人之多。沦陷区内怎么能容下“国统区”式的学校存在呢？主要原因是这方圆近四十平方公里的地方，为一个伪军独立团所管辖，而伪团长又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他一面认贼作父、效忠日寇，另一面他又承认国民政府，坚持所谓的“曲线救国论”。这所“畸形”学校，就是在这种特定背景下建立、发展起来的。
      我们学校开办不久便有了党的地下活动，到了1944年党的活动更加扩大了。当时上级组织交给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物色培养进步分子，扩大党的队伍，为苏北解放区输送人才，充实革命力量。此时我刚入党不久，工作热情很高，便组织一些进步学生，利用读书会、歌咏会、演讲比赛、文艺演出、体育活动等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进步思想。这些活动在学校里影响越来越大，我和几位同学的名声也越来越响，因此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同时，由于学校的学生成分比较复杂，我们的活动情况已反映到独霸一方、自诩为“曲线救国”的伪团长耳朵里。
      一天，我正在上生物课，突然来了8名“二黄”（伪军）包围了我们的教室，我感到不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果然，刚下课我就被伪军带到校长室，一看伪团长也在里面，当时我虽然有点紧张，但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定要经得起考验，于是情绪也就镇静下来了。这时伪团长一见我，立刻板起铁青的脸，恶狠狠地吼道：“你不好好学习，搞什么读书会？”果然不出所料，我们的活动已经引起敌人的怀疑。这时我想，我们的活动在合法范围内，尽管敌人怀疑，但找不到任何“非法”的证据，你也拿我没办法！同时我又想，你这死要面子两面派的伪团长，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担当随意抓捕进步学生的恶名。所以我便冷冷地回答道：“我学习好不好，让每次测验成绩来回答！”当时我每次测验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伪团长傻眼了，接着他又高声问道：“你们组织读书会目的何在？”我也高声回答：“增加知识，为了增强救国的本领，团长你不也十分热衷救国吗？”他非常尴尬地追问：“你们除了交流读书心得，还谈论其他什么没有？”我马上回答：“谈，当然谈，我们谈做人的道理，怎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如何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怎样做一个明事理、识时务的人！当前世界形势是苏德战争正朝着有利于苏方发展，日军已沉沦在我国全面抗战的汪洋中不能自拔，明眼人一定会看到形势发展的趋势……”正当我滔滔不绝地回答时，突然这个狂妄自大、十分粗暴的伪团长脸色由青变紫，猛然一拍桌子打断我的话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希望你好自为之，有机会我送你去大后方学习（大后方指国统区）。走！”说完，他就领着一帮伪军灰溜溜地走了。
      此事过后没多久，伪团长便在学校逮捕了四名进步学生。这四位同学十分机智，也非常勇敢，在对敌人斗争中都表现得很突出。后因查不出什么证据，伪团长只好下令把他们放了出来。经过这两件事情以后，地下党组织感到伪团长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还要制造借口，抓捕进步学生。为了保护革命有生力量，经讨论决定，立即撤离我校中的部分党员和学生积极分子。于是，一夜之间数十人便悄悄地离开了学校，奔赴那如火如荼的苏北解放区，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又增添了一批优秀的生力军。
                                                                                                                    义务地下交通员
      然60多年过去了，可至今我还十分怀念着一位深明大义、默默奉献的义务地下交通员——江老伯。江老伯名叫江瑞庵，是一位五十多岁为人和善、老实能干的农民。他是我在1944年发展的地下党员李明（化名）的父亲。他幼年时读过几年私塾，认得几个字,除在家种田外，还在家乡小镇上开了家杂货店。在发展李明入党前后，我经常到他家和李明联系、谈话，每次江老伯总是热情地接待，并主动为我们“望风”，以防发生意外。一天，当我和李明谈完工作正准备离开时，江老伯主动跑过来对我说：“你们谈的话、做的事我不想知道，但我相信你们做的一定是抗日的事。这几年来，鬼子的暴行我已经看够听够了！如信得过我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想为打鬼子做点事。”当时，我们地下工作也非常需要一名传递信息的交通员，我感到江老伯非常合适。经过商量，并报上级领导同意，从此，江老伯便成了我们和上级组织联系的义务交通员。
      当时我们在南通、平潮敌占区做地下工作，我们的直接上级领导是解放区如西县李南区（后更名为薛窑区）区委。虽然这两个区相距只有十八华里，但由于李南是解放区的边区，经常要遭受到敌伪军的骚扰，因此，区委区政府的驻地经常会秘密转移。要寻找区委驻地或是直接的领导人非常困难，我们往往要费好多周折，要跑很多的路，有时跑一次交通，要化上一整天的时间；如果遇上刮风下雨、酷暑严寒，甚至遇到敌人就更艰难、危险了。可是，江老伯从来没有一声怨言，总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着。
      江老伯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为了做好地下交通员，就利用杂货店作掩护。他胸口揣着路上充饥用的烙面薄饼，肩上背着一个账册包裹，手上拿着一根打狗棒，看上去完全是个外出“收账款”的生意人。为了保证送的情报不暴露、不丢失，他就把打狗棒的竹竿打通，把情报塞入竹节中间，两头再用木针封死，谁也看不出这根打狗棒会有什么秘密。当时，来往敌占区、解放区的路途虽不远，但却要经过“五接桥”、“九华山”两个伪据点，是很危险的。可江老伯不顾自己的安危，凭着他的智慧和勇敢，就是拿着这根打狗棒，通过伪“据点”，每次总是把情报安全、准确地送到上级领导手中，保证了解放区革命工作的顺利开展。由于江老伯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上级领导准备奖励他100斤实物粮票（这种粮票可以到解放区粮站直接提取粮食），可他再三婉言谢绝，并说：“我做的这点事算不了什么，我的生活还过得去，这些粮食还是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吧！”这是多么朴实感人的话语啊！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老伯由于身体原因，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地下交通员岗位。他在担任义务地下交通员的一年多时间里，为我们地下党组织做了很多工作，至今我仍想念着他。 （李平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