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忠诚 千秋丰碑

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时的李先念
　　
　

忠于党和国家，顾全大局，执政为民
　　李先念（1909.6.23~1992.6.21）在长达66年革命战争、掌权执政的经历中所形成、发展和升华的崇高思想品格和道德风范，一个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忠大义，自始至终地忠于党和祖国，以党和国家的、各族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来战斗、工作和施政，除此，再没有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正如先念同志的儿子、解放军某部副军长李平说的那样：“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我父亲李先念的一生，那就是‘忠诚’！”
　　在政治上，坚决反对分裂。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出现了张国焘阴谋夺权，成立第二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李先念旗帜鲜明地支持朱德、徐向前同志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他说“一国不能二主”，表达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的明确态度。
　　在军事上，多次临危受命。1937年上半年，执行“宁夏”计划的西路军原定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远方（实际是国际）通道，后任务没有达成，徐向前等领导同志撤回延安。李先念临危受命，率余部千余人继续西行，翻越冰峰雪岭的祁连山，穿过“死亡之海”戈壁滩。他们在敌人的追击堵截下，历经了47个日日夜夜的征战后，终于到达新疆境内的“星星峡”，与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同志会合，为我党和红军保存了420名骨干。对李先念在斗争中所表现的非凡毅力和领导才干，毛泽东同志多次赞扬，称他是“不下马的将军”、“我们的青年英雄”。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李先念再次受命于我党我军的危难时刻，统率我中原军区6万部队，坚决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贯彻“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导方针，在10个月的战略坚持中，牵制了国民党军队30多万兵力，并于1946年6月26日抢在7月1日蒋介石发动总攻、挑起全面内战之前进行战略转移，最终胜利地实现了中原突围，有力地配合、支持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
　　在组织上，反对“山头主义”，个人服从组织。抗战胜利后，为了做好抗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王震、王树声两支部队奉命北返、南下。李先念看到这两支部队都兵员不足，遂决定把原五师的3个团5000余人成建制地补充到王树声部，将鄂东军区的一个独立团和一个县大队补充给王震的三五九旅。对此，有人认为不应该把原五师的主力野战部队拿出去给别人。李先念听到这种议论后，严肃指出：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不着这个那个的。任质斌深有感触地说：“要知道，带兵的人都把部队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先念同志能够首先提出来，并下决心这样做，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找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李先念谈话，分配他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问他有什么意见？从军政委降到营长，这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就是不一般，他想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于是当场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不久，毛泽东同志知道此事后，把李先念找去，对他说：“这太不公平了。”之后，毛泽东让李先念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了参谋长。
　　在经济建设上，着眼全局保重点，统筹兼顾惠人民
　　1954年，李先念调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当时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长期分管财政经济工作。他的执政理念与工作方针非常明确，强调指出：“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要着眼于全局，先保中央，保重点建设项目。”在“文革”期间，他在遭受“炮轰”、“火烧”的逆境中，先后辅佐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同志抓整顿，促生产，苦撑危局，减少损失，使我国经济免遭崩溃的厄运。李先念常说：“人民养活了我们，帮助我们打败了敌人，永远不能忘记他们。”1964年中央银行根据调查掌握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议并得到李先念同意和中央批准，对财政经济特别困难的省区豁免了50多亿的农贷款，减轻了农民负担，保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李先念积极支持经济特区的建设，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革命老区建设的牵挂。有人请他到深圳看看，他说，都到特区去，大西北怎么办？就在逝世前几天，先念同志还在病榻上与有关部门的同志商谈，如何加快老区建设，让老区人民早日走上致富道路，过上幸福的生活。
　　胸怀坦荡无私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李先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无私无畏地坚持真理。李先念说：“认真抓好实事求是这一条，我们的事业就立于不败之地。”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党中央决定1951年底1952年初，先后在全国的党政机关和工商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李先念主政湖北，在领导运动中始终坚持唯物辩证的思想路线，严格掌握党的政策，强调反贪污和打“老虎”，既不能有右的思想，缩手缩脚，怕犯错误，又不能搞扩大化和“左”的偏激行为。他在运动的进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区别开来”的指导原则，即“把持宗派成见，蓄意陷害的错误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区别开来；把明知故犯、违法乱纪、官僚主义不负责任所犯的错误与认真负责、积极工作，但由于水平经验所限而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把抵抗组织、坚持错误、屡教不改与勇于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区别开来”。对于前者应严格予以纪律制裁，而对于后者则主要是通过教育，提高思想觉悟与政策水平。李先念的这些意见和做法，得到了中南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
　　庐山会议后的某一天，毛泽东找李先念谈话，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要李不要学杞国人。先念同志据理争辩说：“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会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泽东一听此言，就让李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情况。他不但认真听，还提出问题来问。最后毛泽东还留李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了解了真实情况，不仅消除了对李先念的气，而且后来还支持李先念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所做的各项工作。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特别是吃的问题，成了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为此，李先念提出并得到中央同意的摸清粮食实际产量，组织粮食调动，进口12亿斤粮食，减少城市人口，以及控制消费等一系列措施，战胜了困难，为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立了大功。
　　践行“两个务必”，清正廉洁，不搞特殊
　　1949年3月，李先念出席了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聆听了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报告，明确了进城后的工作中心、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和“两个务必”的教诲。先念同志厉行“两个务必”，一以贯之，堪称楷模。每次去外地视察，先念都要提醒身边工作人员两件事，一是当地有什么吃什么，不吃贵重食品，贵重食品要留作出口换外汇；二是按中央规定办，四菜一汤，吃饭付钱，不能收礼。在他家的餐桌上看不见山珍海味，只有粗茶淡饭。全家人吃饭，也常常是四盘小菜，一锅面条汤，一大盆烤红薯。有时工作人员看到他一人吃饭，只有两碟炒蔬菜，一碗排骨汤，便劝他要吃好点，增加营养。他却说：“这还不好啊？有饭，有菜，还有汤，比过去好多了。”他穿衣很随便，从不讲究。他的外衣，破了就织补，不合身了，就改一改穿，一身衣服要穿许多年。只有在接见外宾或出国访问时，他才穿新衣服和皮鞋。办公用的桌椅、沙发都是用了几十年的旧家具，他说免得公家再花钱去买了。
　　李先念教育子女、亲友的内容，涉及到理想信念、道德作风、为人处事以至生活细节等方方面面，方式多样，用心良苦。他对子女们说：“干部子弟政治上要强，思想上要强”，“要当普通劳动者，要当老实人”。并同他们订立了“约法三章”：“一是不能利用他的名义在外面干什么事情；二是不能以高级干部子弟自居，盛气凌人，要尊重人，有礼貌；三是要遵纪守法，按中央规定，不要到公司去经商，生活上不能贪图享受。”先念同志的小女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兼常务副会长李小林说：“1983年我从美国加州大学留学两年后回到北京。当晚，爸要我看一个片子，我时差还没倒过来，想睡，就说明天再看吧。爸说不行，态度坚决。当看到《火烧圆明园》时，我的心一下子热了。爸的一片苦心可鉴，怕我在国外时间长了，淡化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先念的三个子女结婚后仍住家里。他说，我这儿房子够住，你们就不要向单位要房子了，把房子留给急需要的人。但是他晚年时换了口气说道：“我走之后，我的房子你们不能住。”
　　李先念的清廉，不谋私利，不搞特权，对子女近乎“苛求”，对其他亲友，也毫不“客气”。在“大跃进”年代，他的家乡湖北红安县派人带着县委的介绍信，到北京找他，要求解决几辆解放牌大卡车，说是解决运输需要。先念同志请来人吃了顿饭，向他解释说，我是国家的副总理，要照顾到全国，不能只照顾红安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的亲友想通过他的关系，到城里当干部或安排个工作。先念同志严肃地说：“我没有这个权哟。共产党的干部是干出来的，不是我口袋里掏出来的！”李先念的亲哥哥在汉阳砖瓦厂当工人，收入少，孩子多，生活比较困难。先念嘱咐哥哥不要随便开口向公家要补助，同时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予补贴。哥哥去世后，就由林佳楣同志每月固定寄钱去，帮助嫂子维持生计。1979年李先念回乡时，他的亲属要求合影留念，照相后，他当着省、地、县负责同志的面，对亲属们说：“可别拿我的照片去招摇撞骗哟！”先念的亲姐姐、侄子、侄媳至今还在家乡务农，过着普通农民的日子。
　　贵有自知之明，谦虚谨慎，平易近人
　　李先念一贯有自知之明，保持低调。1954年调中央工作时，已决定安排他任中央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可他一再向中央领导同志表示，要管理全国的财经工作，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希望中央另作考虑。1956年9月27日在中共八大选举中央委员会的会上，先念同志得知自己的名字上了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心情很紧张。即于当晚写信给陈云、小平并报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陈述个人的想法和意见。他在信中说，比我能力强、资历深和在中央长久工作的同志很多，将我的名字摆上，对党对我个人都是不好的，不行，不顺，我是最突出的。为此，我真心请求从候选人名单上将我的名字删掉……请求中央慎重考虑。由于李先念同志的品德、才能和资历等诸方面，都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认同，在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先念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管是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也不管是老人、妇女、青年，都喜欢同他们亲切交谈，有的还交上了朋友。因工作关系，李先念经常去人民大会堂，在工作间隙，便同服务人员谈心，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时间久了，和他们成了好朋友。1992年在八宝山礼堂向李先念遗体告别时，人民大会堂的十几位老服务员悲痛欲绝，哭声几乎超过了哀乐声，在场的人为之十分感动。
　　李先念重视革命理论的学习。他读了许多马列著作，曾下功夫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毛泽东著作，他研究更深，用得更活。李先念尤其注重在实践中学习，他常说，他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徐向前同志，向徐帅学会了指挥打仗；另一位是陈云同志，向陈云学会了做经济工作。同时，先念还能做到不耻下问，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
　　李先念同志留下的精神财富光耀千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