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祖国更加光辉的未来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陈昊苏

今天我非常高兴地与大家欢聚一堂，共同纪念60年前上海解放这一光荣节日。
      刚才我听了王仲伟同志的讲话，他对《大江南北》这本以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为办刊宗旨的刊物给予了关注和赞许。我作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会长，和在座的同志们都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弘扬我党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对王仲伟同志刚才讲话中对我们工作意义的肯定评价和热情支持,我谨以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名义表示衷心感谢！
      《大江南北》杂志创刊已有24年，它依托上海这个大城市开展工作，以当年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日斗争为表现主题，具有鲜明的地理历史特征。当然，《大江南北》所表现的也不仅仅是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长达八十二年的战斗历程都在这本刊物上得到精彩出色的表现。中国革命的众多人物和事件，特别是重大战役都被写成感人的故事刊登在这本杂志上。
      我们都为自己所做的弘扬革命传统的工作而感到自豪，这也是我们珍爱《大江南北》这本杂志的主要理由。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长期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革命战争的往事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了。远离战争是好事，我们奋斗的目标之一就是保卫和平。但有一种思潮叫“远离革命”，值得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所谓“远离革命”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应该领导革命，如果听任中国社会和平地自然而然地发展演变，也许现代化不必付出太多的代价而顺利实现。以抗战为例，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大片国土成为沦陷区，他们认为共产党如果不领导人民抗日，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沦陷区就会发展得像日本一样发达，中国人就会过上和日本人一样的富裕生活。按照这种卖国的逻辑，当年抗战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竟变成一种错误。如果我们的烈士知道现在居然有人这样来评价历史，他们会作何感想？他们的血不是白流了吗？幸好，这种极端的“远离革命”的错误观点并未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流。然而，指责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犯了太多的错误，造成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这样的观点却有许多表现，不胜枚举。我们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要为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必然性和已经获得的巨大成功进行理直气壮的辩护。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灾难最深重的时候唤醒人民起来奋斗，不当亡国奴，不在敌人的铁蹄奴役下营造苟且偷安的“小康”生活，赶走日本侵略者，实现了民族解放的光荣目标。革命战争具有改造旧世界的伟大力量，使我们古老的国家和民族赢得了新生，使我们的人民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主人，并从此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胜利进军。
      60年来，我们国家已向繁荣富强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胜利前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探索方面，以及前前后后漫长的实践当中，我们党也犯过一些错误。最大错误是搞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大的折腾，造成巨大损失。后来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因为吸取了教训，前进得就比较顺利，但也存在短期或局部的折腾问题。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执政经验，能纠正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确保了我们的事业持续进取，加快发展，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认为“远离革命”这种思潮是完全错误的。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革命的后代而产生偏爱，革命确有其深刻的理论和实践的根据。毛主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在革命过程中产生过激的行为，乃至发生失误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有很多记录。为什么偏偏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革命百般指责严厉苛求呢？革命的领导人不是天生的，他们要到群众斗争的暴风雨中经受考验，才能成为驾驭 革命航船胜利前进的英雄。再伟大的革命家在革命过程中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成功的革命家都能做到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指导人类社会的前进。我觉得现在很有必要对我们的青年进行正确的历史观教育。毛主席说过，革命的人民和反动派有不同的逻辑。革命的人民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而反动派则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在回头审视历史的时候，我们对有些历史人物的臧否，确实与过去有所不同。我们对反革命阵营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可以有更实事求是的评价，但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则不能含糊。现在做翻案文章的很多，有些是拨乱反正，有些则不是，有些代表了正确的历史观，有些则反之，我们应该注意区分。不客气地说，现在出现的对我们党的某些指责与苛求，完全违背历史的规律。他们不懂得革命有自己发生发展或败或成的规律，革命不是少数革命家幻想的产物，它也不可能被人为地制造出来，更不可能凭着密谋和鼓吹就取得胜利。
      我记得曹聚仁先生在讲上海的历史时有一段分析。上海开埠以来百十年间有不同的部队开进上海，如辛亥革命时的民军，以后的北洋军、北伐军，以及后来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军“劫收”上海，留下“五子登科”的恶评。最后是1949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曹先生的意见是，比较这些部队的开进，共产党做得最好，解放军最得民心。他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我们从类似评价中不难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具有正义性和必然性。
      应《大江南北》杂志的盛情邀请，我在今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以答记者问方式写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文章。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这90年被分成三个历史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是30年：第一个30年从1919年到1949年，这是人民革命战争年代；第二个30年从1949年到1979年，这是社会主义从奠基到初步建设年代；第三个30年从1979年至2009年，这是改革开放年代。每一个时期都有它光辉灿烂的一面，当然也有失误、痛苦和挫折的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我们的党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我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引用鲁迅先生1925年的一段话：“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是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段活相当准确地概括出过去90年三个历史段落中国人民奋斗的主题：争生存、求温饱、谋发展。鲁迅所处的时代，生存问题最严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不能责难鲁迅先生当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太激烈，他认为这些传统无力保障中国的独立，从救亡的立场出发对它们采取了非常坚决的否定态度。我想如果鲁迅先生活到第三个30年即改革开放的时代，他的观点会有变化，他对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优秀遗产不会那么毅然决然地予以否定了。在中国赢得政治独立和经济腾飞后，文化的影响力空前提升，传统文化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鲁迅先生当然会乐于成为国学的宣传弘扬者。实际上不仅是中国的国学，世界上一切人类进步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都应该予以继承，并予以发扬光大。
      毛主席在1956年曾说过，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几乎可以看成是他留给当代中国人的宝贵的遗嘱，表明了老一辈领导人对国家发展和强盛寄予的迫切希望。后来，邓小平主席带领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跨上现代化建设的征途。我们终于可以自豪地说，中国正在实现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美好愿望。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情况下，中国力争实现8％的增长，以此稳定全球的发展形势，以办好自己事情的方式为世界摆脱危机作出贡献。我们并不过高估计中国的作用，但我们确实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国际责任。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理论方面的贡献非常杰出。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的理论基础。我们不是教条主义地照搬照抄伟大革命导师的理论成果，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中我们注入了中国人的智慧。社会主义思想既不是德国人的专利，也不是俄国人的专利，任何国家的先进分子都可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按照苏联的模式搞社会主义，不太成功。现在有了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就意味着马列主义中国化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而毛泽东思想融入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思想行动中去，更是马克思早就预言过的改造世界的了不起的成就。现在我们又继续前进，有了邓小平理论，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了科学发展观。中华民族的理论创新能力与中国的发展同步，正在不断地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现出来。
      下面我想谈一点外交方面的问题，毕竟我现在主要做的是民间外交工作。进入21世纪，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总的来讲是好的，起码没有马上要和某一国家发生战争的现实危险。这和上世纪20年代完全不同。那时许多年轻人感受到的是“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战争随时可能而且最终爆发了。那一代青年挺身而出，担当起救亡的使命。当然，现在也不能说绝对没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毕竟帝国主义还存在，大国的博弈、所有国家在利益上的争斗时刻都在进行着。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营造比较良好的国际环境，以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确保90年来争生存求温饱谋发展取得的胜利，并进一步争取国家的统一、振兴和发展。
      中国的外交很注意与时俱进，要应对新的国际形势，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要有所作为。我们的综合国力比较雄厚了，世界上冒出什么“中美两国集团”的说法。对此我们中国明确地予以否认。我们要很冷静地估计中国的作用，不仅是现在，就是到中国真正强大起来的明天，也是这样。我们绝不认为中国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领导世界。那样是违背中国外交的宗旨和原则的。中国主张与世界各国平等携手，共同建设永久和平的和谐世界，推动人类社会摆脱霸权主义的统治，迎来一个真正民主化的崭新时代。这一点，我们要不断地向全世界人民作出郑重的说明。
      我们在发展国家硬实力的同时，也要努力发展国家的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广交朋友，争取国际舆论对我们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只要能够确保我们国家不再被卷入战争和国际冲突中去，我们的人民也就不再会面对争取生存的当务之急，而是可以放手搞好现代化建设争取更大的发展成就。我们做民间外交工作的同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当然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进步）作出贡献。
      最后，我对《大江南北》杂志致力于弘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继承革命优良传统所作的大量有成效的工作再次表示崇高敬意！看到在座的很多老同志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我感到非常欣慰。请相信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以后的好几代都会牢记中国人的光荣使命，用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激励自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我愿与在座的同志共勉，迎接我们祖国更加光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