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大将功德垂千秋

我的校长，我的老领导粟裕大将，他虽然因病逝世，离开了我们已经25年，我却一直怀念着他。我不仅纪念着他为国为民作出的丰功伟绩，还纪念着他那名扬天下的美好道德品质。
      在抗日战争中，粟裕同志是挺进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领导人之一，在苏南韦岗一仗就大获全胜，陈毅同志得到捷报立即咏诗《韦岗初战》曰：“弯弓射日到江南，终日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新四军挺进江北，他担任新四军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日本鬼子对我通、如、海、启的四分区实行残酷的清乡扫荡，粟裕亲临指挥反清乡斗争。在杨家大院广场上的大会上，我第一次看见了他，后来我又在苏中公学的开学典礼上第二次见到了他。在他的领导下，二年多的艰苦顽强的清乡斗争取得了胜利，外线的车桥大战也打得日军大败而胆颤心惊。解放战争中，毛主席指示他大踏步后退北上作战，他根据苏中情况，“七战七捷”后再挥师北上山东、河南作战，直到淮海战役大获全胜。当时在江苏地区流行一首民谣道：“毛泽东当家家家旺，粟裕司令打仗仗仗胜，三年反‘围剿’，八年反‘清乡’，七战七捷威名扬。你东打西击神妙莫测，果断坚决机动灵活，打败了日本鬼，歼灭了反动派，你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中国人民大功臣。”毛泽东主席曾这样称赞过粟裕同志：“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刘伯承元帅也曾经说过：“粟裕同志智深勇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古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尽管他战功赫赫，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坚守谦虚谨慎、廉洁奉公、待人以诚、居安思危的美德。
      1945年10月，中央曾任命粟裕同志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同志为副司令员，而粟裕同志却再三恳请中央，应让张鼎丞同志为正职，自己担任副职，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1948年5月，陈毅同志调中原战区工作时，中央决定华东野战军由粟裕同志领导，粟裕同志又向中央恳请由陈毅同志兼任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而自己仍任副职。这战争时期“两让司令”的故事，在华东部队甚至全国的解放军中传为美谈佳话。
      他在北京工作多年，一直住在一栋老式平房里，有关部门几次要帮他翻修和扩建房子，他都不同意，回答道：房子能住就行，现在国家经济还很困难，要把钱用在经济和国防建设上。他对子女们，既是慈父又是严师，要求他们吃苦耐劳，服从组织分配，决不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为他们安排舒适的工作。可是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里，1958年他受到所谓“反教条主义，反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批判，从军委总参谋长的岗位上调任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忠于党，为国为民竭力服务。文化大革命中，他认清“四人帮”的胡作非为，始终站稳立场，协助周恩来总理尽量保护好一些革命老同志。
      在“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后的1980年，我忽然接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钟民同志和江苏省副省长周一峰同志的电话，说粟裕大将要想为“文革”浩劫中惨遭陷害致死的中国海军副司令、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写篇纪念文章，望我前去尽一份努力。于是我邀请出版局编辑俞胶东同志共同前往，到达北京后，我们先拜见了叶飞上将、王必成中将和粟裕大将的夫人楚青同志，惊悉粟裕同志在8月18日晨突发心脏病而卧床不起，现在不能让他太激动太劳累，只能起床接见我们五分钟。我们一口答应，绝对掌握时间。第二天，我们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医院，谁知我的老校长、老领导粟裕大将早就从病床上起身，穿好军服，已坐在桌旁等待着我们。尽管他瘦了许多，病态可见，可是他仍激动地嘱咐我们：“陶勇同志是个好同志，为国为民艰苦奋斗，贡献不小，我们不能忘记他，所以才请你们来帮助写篇纪念文章。”我表态道：“我是苏中公学第一期学生，你是我的校长，我们一定遵从你的指示，完成任务……”粟裕校长知道我是他的学生，非常高兴，谈话更多。
      后来我们抓紧时间完成了这一为陶勇同志平反的文章。当时，粟裕大将全然不顾自己蒙冤受挫，而满怀热诚地为其他同志鸣冤平反，这是何等的大公无私，为国为民服务的精神啊！1984年2月5日粟裕大将不幸与世长辞。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同志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文章，终于为粟裕同志1958年受到错误的批判作了平反。粟裕大将为祖国为人民作出的丰功伟绩和他那美好的道德品质将永垂青史，值得我们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