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李达

李 达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教育家、著作家。1990年10月，胡乔木同志在纪念李达百岁诞辰时说，“在我们党将近70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像李达同志这样勤奋,这样有丰富的卓越的成就，这样在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这样坚定勇敢而不断追求进步，力求达到当代的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完全有理由以有李达同志这样一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就以全部身心投入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奋斗，数十年如一日的前驱和榜样而自豪。”
                                                                                                                                                     一
      李达，字廷芳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生于湖南零陵县。15岁考入永州中学，19岁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读书。1913年、1917年，他两次赴日本留学，并在那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当年，他在日本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著作，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仅《唯物史观解说》一书，至1932年就再版 14次。1918年5月，李达参与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请愿。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在《觉悟》副刊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并翻译《社会问题总览》等著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他由日本回国后，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于同年11月主编《共产党》月刊。
      1921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达，这位具有学者气质的会议筹备人和组织者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同年9月，李达创办了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10月，陈独秀与李达创办了平民女学，李达任校长。上海平民女学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到长沙，担任何叔衡、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职务，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长沙的清水塘。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李达主持校政、教学工作，还编写教材并亲自为学生上课。1923年秋，李达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等问题上发生矛盾且不满陈的家长作风，离开党组织。此后，他仍和中共党内的旧友保持着密切联系，同时长期坚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并做了许多革命的宣传工作。
      1923年，李达还以学校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杂志，并亲自担任主编，李达为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同时还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3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虽然李达已脱离中国共产党，但是在1928年的《湖南清乡总报告》里仍称李达是“著名共首”，“宣传赤化甚力”。大革命失败以后，李达在武昌、上海、北平、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教唯物主义哲学。李达埋头于著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和《社会学大纲》，其中最出名的是42万字的《社会学大纲》。这是一部系统讲述唯物辩证法的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此书送给老友毛泽东。毛泽东在延安阴暗的窑洞里，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把这本书看了10遍，并在书眉和空白处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注，赞誉《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这本书。
      1930年夏，李达还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1932年8月，李达从上海到达北平到大学当专职教授，在北平等地教育界颇有影响。抗战爆发后，李达为了躲避国民党对他的威胁利诱，他到湖南省双牌县深山去教书。1938年冬，应冯玉祥之邀李达来到重庆，为冯玉祥及其研究室人员讲授辩证逻辑和辩证唯物论等课程。在重庆期间，李达还与周恩来、董必武以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其他一些人员有联系。1939年夏，毛泽东从延安给李达寄来一信，称他是“真正的人”，欢迎他到延安去。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成行。1948年初毛泽东三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并通过党的地下交通带信给李达，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李达收信后彻夜难眠，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解放区。但是因为当时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不能长途跋涉，李达奔赴解放区的愿望未能实现。
                                                                                                                                               二
      1949年4月16日深夜，李达在地下党员李梅彬等的护送下秘密取道香港、天津，于5月14日到达北平。在北平，他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接待。李达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早年，他一直对毛泽东直呼其名，如今想改称“主席”，他“主、主”了几次没有说出来，毛泽东说，“你主、主什么呀？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么？（李达曾任中央宣传主任）你过去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嘛！”毛泽东的话使李达心中的疑虑顿消。李达检讨了自己早期脱党的错误，并惭愧地说，我没跟你上井冈山，又没能跟你走两万五千里。毛泽东摆摆手说，脱党是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是“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思想上没有离开马列主义，这是有益的事嘛，党是了解你的。”“你是我的老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李达曾任该校的教师），你为人民作了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你可以重新入党，我愿意作你的历史证明人，少奇同志也可以作你的介绍人。”为了保证毛泽东的休息和工作，秘书对毛泽东说，主席，已经12点了。毛泽东对秘书说，我这个客人嘛，你就不要管了。李达还想让秘书为他找房间，毛泽东却说，你就在我这里睡吧！李达问，那你呢？毛泽东说，我还要工作。李达那时也许太困了，就没有再推辞，躺在毛泽东的床上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毛泽东却还在批阅文件。李达说，你怎么还不睡觉？不要命了。毛泽东说，我经常这样，夜深安静。
      随后，李达受到了一系列礼遇：1949年6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李达任常委。7月8日，中国新哲学研究会成立，李达任主席。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李达以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参加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2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李达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直至辞世）。他是新中国最早任命的一位大学校长。
      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学做历史证明人，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郑重地为他举行了入党仪式。
                                                                                                                             三
      李达非常尊重和敬佩毛泽东，无论是在才能还是学识上，都视为难得的人生知己。本来，毛泽东要留他在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李达却觉得不一定能适应机关环境，还不如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对哲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于是仍在大学担任校长和教授。
      他与毛泽东是诤友，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甚至直言批评过毛泽东。毛泽东于1950年底发表了哲学著作《实践论》，李达很快买来认真研读，他由衷地赞叹毛泽东的哲学才华，并写出了《〈实践论〉的学习提纲》等一系列文章，在高度赞扬的同时，他认为《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有失公允。为此，他直言不讳地在信中提出。毛泽东接信后反复推敲，又找了一些近代史的研究专家共同探讨，随后亲自给李达写回信，肯定了李达的观点，答应在出选集时一定加以修改。
      1958年11月，毛泽东到武汉考察，时任湖北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去见毛泽东，说，“润之，湖北鄂城县委门口贴了这样一副对联：‘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鼓足干劲干活，放开肚皮吃饭。’据说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口号，你听说了没有？这上联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口号。”毛泽东说：“凡事都有两面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头脑要热又要冷’，这个提法是出于保护群众的革命热情。”李达说：“愿望是好的，但是现在人们都不讲做事的前提，胆子大得很，脑子热得很。在这种前提下，要泼些冷水，决不能火上浇油。”在坐的王任重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却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李达认为，物极必反是一般规律，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这对讲了一辈子唯物论的他怎么也不能接受。他说，“润之，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毛泽东见说了半天李达还在较真，也不客气地说，“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
      事后，李达在回来的路上对当时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我们的国家要大祸临头了，像这样下去，大跃进就会变成“大后进”，人民公社会变为“人民空社”。后来毛泽东也对梅白说，“孔子说60而耳顺，我今年65了，耳还不那么顺。听了鹤鸣的话觉得逆耳，看来今后还要多和他谈。”
      1961年夏，李达因病在庐山疗养。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即约见李达并非常关注他的身体健康。李达十分感激。两位好友交谈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建议李达根据新材料将写于30年代的《社会学大纲》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说，你年纪大了，恐怕精力不济，可以在武汉大学找几个助手帮着做。李达答应了毛泽东，虽然那时他已年逾古稀了。
后来，李达并没有修订出版《社会学大纲》，而是确定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为《唯物辩证法大纲》，下卷为《历史唯物论大纲》。李达带领助手们经过5年努力，数易其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草稿接近完成。该书上卷于1965年印出稿本，毛泽东阅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撰写《历史唯物论大纲》需要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助手受“顶峰论”的影响提出是否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立即给予严厉批评。他公开讲：“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动动摇摇，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墙上一兜草，风吹两边倒，那是假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向助手们说：“我们写的教科书不能没有系统性，没有科学性，还是要坚持从老祖宗讲起。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讲马恩列斯的东西，怎么能讲得清楚毛泽东思想？事情都有起源，都有发展过程，来龙去脉还是要讲清楚嘛！”他强调说，“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1966年3月的一天，李达看到《羊城晚报》头版一个通栏大标题：《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便自言自语地说起来了：“什么顶峰！那不要发展了？”身边的助手提醒他，“这可是林副主席说的啊！”他不以为然地说，“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合不合乎唯物辩证法。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同意，但要说是‘顶峰’，我不能同意。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辩证法讲的就是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不发展就是不进步了。”
                                                                                                                        四
      真理的火炬总是灼伤那些手举火炬的人。李达哪里知道一场围剿他的风暴已经降临了。
      “文革”前夕，李达因批评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他因为坚持真理，在1966年5月被勒令停止编书。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1966年6月3日，在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此后他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武大工作组要李达交待所谓“罪行”，但是他从不屈服于任何批斗、辱骂、折磨，直至被开除党籍，停止医药供应，终于在1966年8月24日，以76岁的高龄被迫害致死。
      1980年，在中共中央关怀下，李达的沉冤被彻底平反昭雪。1996年9月12日，李达的骨灰从武昌九峰山公墓移置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这是安放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骨灰的专室，显示了党中央对这位革命先驱的充分肯定和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