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事以后常听父母谈起当年（1936年）为躲红军而躲到红军窝窝里的趣事。所以我一家人对红军都有很好的印象。
我三岁时，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长征去了，留下的红军一部分就在我家乡浙西遂安县与皖东休宁县东交界的山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春我们霞社村也扩展为红军根据地。我四叔洪春模也被发展为红军的地下交通员，为红军送信联络。因为是秘密的，谁也不知道。
正是1936年秋，有一天，我村的国民党伪保长打起铜锣大喊大叫：“红军又来啦，大家快跑到山里躲起来啊”！并到处造谣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来了，要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我父母当时听了也害怕，即对我大嫂张运香说：“我们在屋看家，你背起敦族（我当时的名字）到大山里石塘你姐家躲一阵吧，待红军走了再回来。”
石塘在离我家30多里的深山里，有50多户人家。其实这里早就是红军的老根据地。当时我与大嫂居住的大姨家是红军的老住户，我们住的房间里楼上就住着红军一个班的战士。大姨对我大嫂说：“别怕，这些红军可好哩，像一家人一样，说话和和气气，敬老爱幼，白天还帮我们庄户人干活哩，栽秧锄草样样干，你劝他们别做，他们却抢着做这样，忙那样！”我大嫂问：“白军（国民党军队）、黑狗子（县里的警察）来打他们怎么办？”大姨笑着说：“红军的耳朵灵得很，白军、黑狗一动身，红军就知道了，马上就集中上了山，与白军在山上磨圈子，七旋八转，就把白军打败了。白军大部队来围剿，红军就开到江西去，那是人家的地盘，白军没办法只得灰溜溜地开回去了。”
我与大嫂在大姨家住了半个多月，住在楼上的红军每当回来休息时，总爱逗我玩，你抱过来我抱过去，让我跨在他们背上当马骑，甚至做藏猫猫的游戏。我大嫂也与他们处熟了，他们进门也跟着我喊她“大嫂”。有一次，我到外面玩耍，下石坎时脚一滑跌倒了爬不起来，痛得哇哇大哭，一个过路的红军跑来把我扶起，把我背到大姨家里，为我轻轻按摩痛处，并逗我由哭转笑才回去。此事给我留下了美好记忆。
躲红军回到自己家里后，我大嫂就把这些经历和趣事原原本本述说了，我父母感动得流泪说：“红军真是我们穷老百姓的部队啊！国民党为什么要乱说红军的坏话呢？还要消灭红军呢？”事实的对比，老百姓也慢慢悟出其中的原因了，我父母就再也不轻信这些谣言。
红军游击队的爱民行动，使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的各种谣言不攻自破。伪保长打破了锣，也没有人跑了。后来红军在我们霞社村站住脚，伪保长也被游击队控制住了。
国民党反动派口头上说“国共合作”，暗中妄想消灭红军游击队，就是在1937年10月红军游击队组建新四军去抗日了，国民党反动派还对根据地帮助过红军游击队的群众进行残酷镇压。我四叔洪春模曾给游击队送过信也被清查出来了，就在通缉要抓捕他之前，他悄悄跑上山里躲了起来，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夜住岩洞，以野菜为食，衣不蔽体，由于饥寒交迫病倒了，待国民党警察走后，他才回到家里，因家贫无钱治疗，不到两月就去世。我家一个宗族洪逢禄，也是红军地下交通员，被伪县政府警察局以“通共匪”的罪名抓去，严刑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要他交待所谓的“罪恶”，被整得死去活来，不到一年就悲惨死去。
这些活生生惨景，深深教育了我父母和广大群众，大伙心中始终怀念红军救国救民的好处，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1949年5月初，我们遂安县解放后，在县城读简师的我，立即报名参加二野军大。当我回家向父母说明现在的解放军就是当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时，他们支持我参军说：“去吧，要听共产党的话，在解放军里好好干。”我在军大学习三个月后就进军大西南，扎根巴山涪水，为人民服务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