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二三事

1949年，孙家琮（右二）与母亲（右一）、父亲（左一）、大姐合影

        我的母亲范素琴，织袜女工出身，14岁时就做工挣钱养活家庭，18岁时和我父亲孙蔚民结婚。父亲参加革命后，在极其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她历尽艰辛，把7个儿女抚养长大，个个成为共产党员，人人都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时时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交给了共产党的事业。
                                                                                                          一
        1940年3月，父亲在江苏江都郭村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6月28日，国民党军对驻扎在郭村的新四军发动进攻，新四军在开阔的田野里挖了战壕以抵御敌人进犯，战斗非常激烈。为了避免流弹伤害，母亲带着稍大些的家琤和我，把吃饭的方桌抬到过道里，再用几床棉被铺在桌子上面，对我们5个孩子说：“一旦枪声响起来，你们立刻躲到桌子底下去。”
      一天清晨，天蒙蒙亮，忽听到有枪声。住在我们家客厅里的新四军战士飞快出了大门，直奔前线。母亲把我们几个孩子一一叫醒，让我们都躲到桌子底下去。母亲不肯和我们一起躲起来，当枪声打得很紧的时候，她就低下头伏在桌子上，我们就像一群小鸡孵在妈妈的翅膀底下一样感到安全。
      郭村保卫战打了几天几夜，母亲也领着我们躲了好多次。战斗一停，母亲就忙着和其他妇女一起摊煎饼、做面疙瘩，送往部队。
      郭村保卫战胜利以后，父亲担任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长，驻扎在离郭村7里地的塘头镇。父亲工作很忙极少回家，我们也很少见着父亲。
      7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天气非常热，父亲突然回到家来。他一身小褂裤全湿透了，母亲打了热水让他擦澡换衣服。他跟母亲坐在床沿上低声说了好一会儿话，临走时，对我们说：“爹爹要出远门了，你们要听妈妈的话。妈妈快要生小宝宝了，你们要照顾好妈妈。”说着，他把我们每个孩子都抱了抱亲了亲。当他把最小的两岁小妹妹抱起亲完以后，递给母亲，就出门了。母亲和父亲告别时没有哭泣，她面带微笑望着父亲。不过，我看见母亲的眼眶里，有亮晶晶的泪在闪动。她轻轻地对父亲说：“走吧，你身体不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家里的事我顶着，你放心走吧！”父亲这才转过身，走了。母亲和我们5个孩子的目光紧紧追随着父亲的背影。事后，母亲告诉我们，父亲随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东进去了。
                                                                                                                       二
    新四军部队撤离郭村以后，反动派便进了郭村，他们扬言要烧杀3天。房东孙老太害怕受牵连，要母亲找个地方去躲躲。母亲为了不给她造成麻烦，便带着我们迁居到麻村，借住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大厅的边房里。
      父亲走后，我们家就没有了生活来源，每天光吃一些稀饭和青菜面条煮成的烂糊糊，只留一点米给刚分娩的母亲煮饭吃，而母亲总是从她碗里给我们几个孩子拨出一口米饭来。
      有一天，乡长要请国民党江都县党部书记张某吃饭，借房东家大厅摆酒席。事先乡长来找母亲说：“明天要请张某吃饭，桌子就摆在大厅里，到时候你们全家就在房间里不要出来，你把孩子管管好。”母亲听了非常恼火，她当即反驳：“孙蔚民是为抗日打鬼子参加新四军的，我也是堂堂正正的人，为什么要让我们躲在房间里不出来？”那乡长还想说些什么，母亲掉头就走。
      第二天下午，母亲端了一张方凳，早早坐在大门口。她手里拿一个补袜板子，和一个针线匾子，在补一双破袜子。傍晚，一群头戴礼帽身穿大褂子的人往我们住的大门走来。走在前面的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小侯。他见母亲坐在门口，便站下对母亲说：“张书记知道你们住在这里，要我带口信给你，叫孙蔚民回来，还当他的教委。”母亲听了冷笑道，“张xx有本事自己去叫孙蔚民回来，我不知道他在哪里。”说完依然不慌不忙补袜子。小侯本是母亲的晚辈，碰了个钉子，没趣地走了。人们都为母亲捏着一把汗。事后有人说：“孙师母胆子大，有骨气。”
      母亲考虑到长住在麻村不安全，并且麻村比较闭塞，没有新四军的消息，于是又带着我们6个孩子搬回了郭村，借住在一户姓蔡的人家，蔡先生的儿子也是参加新四军的。
      几经周折，母亲打听到了父亲的消息，知道他在黄桥决战后到东台县开辟根据地，在县政府工作。母亲带着刚满月的小弟弟、5岁的大弟弟和11岁的我去东台找到了父亲。经组织决定，母亲再去郭村将留在那里的3个孩子接往东台。以后，我们全家9口人在新四军的怀抱里团圆了。我们这个家也就成为新四军大家庭中的一个小家庭，母亲也就成了新四军队伍中的一个成员，和队伍一起行军打游击。
      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 “皖南事变”，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日伪军也相继大规模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攻“扫荡”。2月，日伪军以5000余人的兵力对苏中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东台县政府主动撤离东台县城，到乡下打游击。母亲也带着我们6个孩子到农村，全家人开始了频繁行军转移的游击生活。
      苏中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日本侵略军集中大量兵力向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西团、小海、沈灶的敌人经常下乡骚扰。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坚持游击战争，机关部队更加分散隐蔽，小型灵活地开展活动。母亲也带着我们6个孩子离开机关部队，频频迁移。这时，父亲在兴化县担任县长，大姐在台北县委任宣传部长，他们都在紧张战斗，顾不上我们，我们的行动全由母亲带领着。
      为了避开敌人的“扫荡”，我们都是在晚上转移和行动，都找人烟稀少的小屯子落脚。我们到过一望无际、几里地看不到人烟的大草荡子，我们也曾经在紧挨大海的一户渔民兼盐民家居住——站在门外看去，眼前就是深蓝的汪洋，坐在家里可以抓到小螃蜞，可以看到娃娃鱼在蹦跳。
                                                                                                                                        三
     1943年，我和二姐家琤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又一起参加了新四军部队文工团。当时，我们没把参军的事告诉父母亲，我们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了，就像翅膀已经硬朗的小鸟一样，可以自由飞翔了。进了部队，我和二姐却反而心绪不安，因为母亲不知道我们去了哪里，她会很着急的。思考再三后，我向部队领导请了假，回家向母亲报告。
      部队驻地距离我家大概有三四十里地，傍晚时分我便到了家。远远地，我看见弟妹们都坐在家门前树底下乘凉。大概是因为我穿了军装，弟妹们一时都没有认出我来。他们只是关注着我，谁也没有吱声，直到我走近，他们才辨出我来。他们又高兴又惊异，有的抓住我的手，有的拉着我的衣裳，一叠声问我：“你怎么穿军装了，什么时候去当兵的，怎么没有告诉我们呀？”在屋里的母亲听见外面的动静，走出门外，她没有说话，只是呆呆望着我。我忍不住喊了一声“妈妈”，扑在她的身上。她这才问我：“家琮你当兵了，家琤呢？”妈妈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她身旁的小板凳上。弟妹们也围着我，要我讲当兵的故事。我便把我和二姐当兵的经过向他们讲述了一遍。
      我说完以后，以为妈妈会骂我，然而她没有。她轻轻地摸着我的头，说：“好啊，参军是一件好事，你们迟早总是要离开家的。妈妈养育你们不是为防老，把你们锁在身边服侍孝敬我，而我是要培养你们成为一个有用的爱国的人！只是你们的父亲去苏中行署开会，要过一些时候才回来。现在的形势非常紧张，敌人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学校已经分散到老百姓家去了。你和家琤两个大孩子走了，家琰只有12岁，一旦有情况要转移，连帮手也没有了。”母亲又补充道：“你们既然已经去了，就要安心在部队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第二天一早，还没有等我起床，母亲就拿了篮子到老乡家里买了许多农产品回来。这些都是刚从田里采下来的东西：毛豆、玉米、甜芦黍，还有山芋、南瓜，都是我最喜欢吃的。
      第三天我要回部队了。临走，母亲和弟妹们把我送到路口。母亲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不送你了，后头的路你自己走。到部队后常给家里来信，妈妈天天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母亲松开我的手，我便踏上了去部队的路。
      一路上，我总在回味着母亲为我做的那么多好吃的东西，鲜嫩的玉米，清香的毛豆，粉糯的南瓜和山芋，蜜甜的芦黍；一路上我好像总看见母亲那双慈祥的眼睛在望着我，像是要把我看个够看个透；一路上，我好像总是听见母亲的浓重而又文雅的扬州话语：“有国才有家，你们的目标就该是好好为国家多做事。”
      我们的母亲一直在用她的言行为我们树立着榜样——1947年母亲把女儿家琰交给了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贡献力量；1951年母亲又把长子家瑢送往抗美援朝最前线，为保家卫国冲锋陷阵；1954年1960年母亲又先后把女儿家珊、儿子家珑交给共产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母亲把她7个子女都交给国家和人民，培养他们成为具有远大理想的共产党员，都在各自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一生，这难道不是一份母亲的光荣和崇高吗！
      每次我回家探望父母，母亲总喜欢领着我在扬州师范学院的校园里散步，欣赏校园的景色。在母亲看来，从一个荒冢累累的废墟上创建苏北第一所高等师范学校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倾注着父亲大量的心血。无数年轻人在这所学校里接受了教育，又奔赴国家建设的前沿，为国家效力。这里面既有父亲作为学院创始人的功绩和自豪，也同样饱含母亲的期待和骄傲。
      母亲经常对我们说：你父亲的事就是我的事。这句听来简单平常的话语却有着深厚的含意和份量。几十年了，母亲和父亲生死与共、相濡以沫，一路走来，早已融为一体。母亲虽然不是直接参与师范学院的创建工作，但却为师范学院的创建，为父亲的辛劳工作，同样付出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1979年，母亲突发脑溢血，病重入院。母亲病危时，虽然奄奄一息，只剩最后一口气，但她还硬挺着等待最后一个女儿来到。我清楚记得，二姐下了飞机直奔医院扑倒在母亲的身边时，母亲突然有了一点精神，眼睛闪闪发光。一阵沉默过后，她一声叹息，轻轻闭上了眼睛。
      母亲走了，就这样走完了她平凡的一生。
      我的母亲是一个和祖国同甘苦共命运的人。在祖国最危险最需要的时候，她把丈夫和儿女和整个家庭都交给党，以抗击敌人、捍卫祖国；她在最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坚定不移跟随丈夫，走在革命的队伍中，历尽艰险无悔无怨；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默默做着对革命事业有利的事情；她始终坚守一个革命母亲的职责，把7个儿女都培养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造就有用的人才。
我的母亲是一个好母亲，她是一个平凡却很高尚的人，永远值得纪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