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1977》—— 前奏曲·圆梦曲

1977年底至1978年春，全国高校恢复招生制度。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青年踊跃参加高等教育入学考试

我参加过许许多多考试，如赴美留学考试、应聘教授二外考试、晋升校级干部考试，可谓“身经百战”。在考试中成长的我，渐渐地亢奋消减，淡然处之。然而，30年前的高考却刻骨铭心，永志不忘。那场惊心动魄、家喻户晓的高考突破了考试的本身意义，它是共和国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前奏曲，是万千知青朝思暮想，突如其来的圆梦曲。高考回来了，是真的吗？动乱不止的年代，人们时常怀疑自己的耳朵。
      离开中学在家蛰伏几年的我，后来在街道工厂当了工人，不久调到街道宣传部门工作，为领导写稿子，有时也到基层为婆婆阿姨们宣讲时政和革命导师的光辉思想。当时还入不了党，政审关很严，处于长期考验的中期。领导对我不薄，特意把党外知青的我送到五七干校大熔炉锤炼。
      搞宣传的最大好处就是有时间有动力看书。那年头闹书荒，但开卷有益，只要找得到的书，一头埋下，不能自已，如高尔基所说，像饿汉扑在面包上。
      另一个嗜好就是坚持八年之久的自学外语，我跟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从咿呀学语入门。而后英语日语双语齐攻，一日播音三次，不敢怠慢一次。马克思的一句话始终牢记心头，“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不久，开始与电台老师通信，意味着我的英语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有想法，有深度了。光听不说则哑，于是经常自言自语，旁若无人；时常跑人民公园英语角，寻觅对手，修炼口语。当年上海滩老外不多，只要碰上，那些英语迷的阿拉们一拥而上，山姆大叔顿时成了唇枪舌剑的练习靶子。一旦发现老外听懂我的只言片语，同时我也听清他的洋腔词句，犹如地下党对上暗号，激动不已，更可贵的是动力不竭。
      1978年，我摩拳擦掌，备战高考，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地理、历史，再加外语口试。很可怜，书都是借的，书生买不起书，自我戏谑“卖肉哥哥啃骨头，裁缝老婆光屁股”。备考仓促，无异煎熬。我白天上班，挑灯夜战，不思饭茶，不觉冷暖，念、背、写、理，费心琢磨77级高考题，包括那篇命题论说文《知识越多越反动吗？》。自作聪明，押宝考题，昏天黑地，走火入魔。数学最差，但不敢放弃，哥德巴哈猜想精神好比强心针。外语必须考好，考外语专业者，数学不计总分，多了一条生路。其他科目务必多捞分，增加保险系数。把地理书上外国首都名称悉数塞进脑袋。
为了赶进度，白天我在办公桌上“偷习”笔记，上面压着一本《红旗》杂志。现在职工进修，单位给学费，一周还有几个半天堂而皇之地离岗进教室。
      上海图书馆是我每周朝觐圣地，三五成群，人头攒动，高考消息互相传递，复习火候彼此检验，有点像“文革”时人民广场自发辩论和眼下证券公司门前切磋股经的场景。
      七月流火。考试那天老天也激动地热血沸腾，气温蹿至37摄氏度。父亲给我吃了一大块西瓜，泄泄火，生怕走火。教室里和过道上摆着硕大的冰块。备战良久的斗牛士们将在搏击中实现命运的转折……
      通知书来了，落选第一志愿——华东师大中文系，儿时开始编织的作家美梦破灭了。取而代之，第二志愿——上海师院外语系，西谚说 “机会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外语没白学。政治考得最好，分数捞足，谢谢五七干校。数学最差，但忽略不计，得益外语专业绿色通道。
      单位党支书和团支书领着一帮人，敲锣打鼓上门祝贺，在我家大门上张贴大红喜报，母亲以大白兔奶糖答谢。考上大学终于和参军、上山下乡，还有退休一样光荣了！
人生路漫漫，数不清的步履，迈不完的坎儿，高考是节骨眼上的一步，它赐予我一个立身之本的职业：英语教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从此成为我的座右铭。
高考使我第一次尝到成功的滋味，如果没有高考，我们或许还会继续麻木，误认为这就是生活。比较、体验，分出了甜和苦，从心底拜谢苦难的生活，它教会我们珍惜和感恩。
高考更使我明白一个道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小平同志恢复高考的决定，看似石破天惊，其实顺应规律，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人才，人才的力量来自知识和精神。（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