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荻秋同志生前的老战友老朋友们：
今天你们冒着高温在百忙中能来参加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为荻秋同志百年诞辰召开的纪念活动，我们全家非常感激。借此机会，我代表全家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也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荻秋同志1909年农历6月出生在四川资阳县南津驿镇，早年丧父，有五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大哥在刘伯承的部队任排长、连长、营长，后来在资阳铜钟河战役中阵亡。其全家迁移成都，开了一个小酱油糖果店。荻秋从小不畏强暴，敢于抗争，学习成绩优秀。他在成都师范大学学习时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后被推举为成都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成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1928年，国民党在成都制造了“2·16”惨案。在敌人的疯狂屠杀下，许多革命志士壮烈牺牲。但荻秋同志经历了这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后，变得更加坚强，1929年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川西特委要荻秋同志参加领导广汉起义。当时荻秋同志在广汉中学任训导主任，他细致地安排着各项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当天，由荻秋同志敲响了广汉中学内的大钟，发出了起义的信号。驻扎在广汉的国民革命军2000人起义成功。在召开的军民大会上，荻秋同志担任大会主席，宣告广汉苏维埃政府成立。由于当时立三路线的错误，起义没几天即告失败。荻秋同志辗转成都、重庆、江北工作。由于党组织被破坏，他遭通缉。1931年，他告别了故乡，经武汉到了上海，分配在上海左翼中国文化总同盟任秘书，后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总会党团书记。“9·18”事变后，他负责上海民众救国会的工作，因叛徒出卖，1932年3月1日，他和他的八弟一起被捕。他被判刑五年，关在提篮桥监狱。在狱中，荻秋同志继续坚持斗争，不久被狱中政治犯选为代号“阿大”——监狱“同难互济会”的负责人。
在狱中，荻秋同志在敌人残酷折磨下生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症，处于昏迷状态。监狱人员认为没救了，就将他送往太平间。路上，遇到了一位好心的狱医，他发现荻秋尚有一口气，便将其推回病房。经他精心治疗，荻秋同志终于死里逃生，保住了性命。刑满后，敌人认为他毫无悔改，又将他移送到江苏苏州反省院继续关押。不久，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政治犯群情激昂，要求院方无条件释放他们参加抗日，并成立了非常委员会组织。荻秋同志被推为委员会领导成员，代表政治犯与院方交涉。这时，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委派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释放政治犯的问题。由于党的营救，8月26日，苏州反省院的政治犯全部无条件释放。荻秋同志和一部分政治犯回到上海，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成立了一个由荻秋同志负责的审查小组，对政治犯在狱中的表现进行审查。荻秋同志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在上海文委工作了一个时期后，即去武汉，在武汉救国总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担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干训团中校政治教员，后又到第五战区文委工作。1939年，他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1940年 11月随刘少奇同志东进，到达盐城，历任盐阜区党委民运部长、组织部长、敌工部长、行署主任、苏北区党委宣传部长、苏北行署副主任、盐阜区党委书记。抗日胜利后，荻秋同志先后任华中五地委书记，苏北区党委书记兼苏北军区和十二纵队政委，华中工委委员兼华中行政办事处主任、宣传部长，江淮区党委书记兼江淮军区政委。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了。为统一江淮苏北大规模的支前工作成立了华中支前司令部，他任政委，积极发动群众开展规模空前的支前工作，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显著的贡献。1949年1月20日，蚌埠解放，荻秋同志任军管会主任。为支援解放军渡江解放全中国，1949年2月成立了华东支前司令部，傅秋涛同志任司令，他任副司令。他们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支前工作，为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书写了不朽的篇章。
1949年，南京、上海解放后，6月上旬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在上海成立了南下西南服务团，荻秋同志任团长，率领随军干部队伍，跨越六省，征程7000里，爬山涉水，克服千难万险胜利进驻重庆，完成进军大西南的光荣使命。1949年12月11日，重庆人民政府成立，陈锡联同志任市长，荻秋同志任副市长、重庆市第三书记。不久，陈锡联同志调任北京炮兵司令。1951年1月24日，在人代会选举中，荻秋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市长。1952年10月，荻秋同志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主持全面工作。荻秋同志在重庆致力于恢复发展和建设新重庆的工作，勇于开拓，政绩卓著。1955年，荻秋同志调离重庆时，“一五”计划年均递增25％，高于全国年递增18％的速度。他对党和人民事业极端负责，任劳任怨，稳健持重，敢于负责，正直坦荡，清正廉洁，他的高尚品德深深铭刻在重庆人民的记忆中。
1955年11月，荻秋同志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副市长。陈毅市长调北京后，荻秋同志在1964年市人代会上全票当选为上海市市长。荻秋同志自1955年到任后，经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根据党中央的决策对上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实现了各行各业的公私合营。在上海工作期间，他十分重视政权建设，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上下通气，政令畅行无阻，政府执政能力提高。
在三年困难期间，由于“左”的错误造成的恶果，农村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上海农副产品供应遇到了严重困难。为保证居民副食品供应，荻秋同志急市民所急，和市委财贸系统同志召开专题讨论，共同努力，把蔬菜种植面积从十多万亩扩大到四十多万亩，蔬菜上市量大增。还迅速赶造了一百多条渔轮，加强海上捕捞。他为稳定市场供应日夜操劳，受到全市人民的热爱。
荻秋同志在上海政府工作中竭力为全市人民办实事、办好事，有些事情至今仍造福全市人民。 1962年，由于历年地面下沉，上海市区防洪墙高度有些降低，尤其外滩防洪墙难以抵御大潮汛的袭击。他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人命关天，果断批准拨款，要求提高防洪墙的抗洪标准，并亲自过问建造过程，使长达150公里的防洪墙改建、新建工程顺利完成。同时又亲自抓了市区地面沉降的控制工作。有关部门提出，工厂企业应尽量停用地下水，且在冬季必须向井内回灌自来水，以努力控制地面沉降。荻秋同志立即批准了这一措施，并强调要保证到1966年地面不再下沉。他说：“这是一件大事情，我们这一代做不好这件事，子孙后代就会遭殃。”果然，到1966年，上海市已基本控制住了地面的持续沉降。
几十年来，荻秋同志就是这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造福于人民，造福于社会，造福于子孙后代。荻秋同志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从不以权谋私。他到基层检查工作时，出发前总是要交待身边工作人员，一要生活俭朴，不要加菜另作；二要廉洁奉公，不要伸手拿东西；三要轻装简从，不要兴师动众；四要账目清楚，不要随便报销。这四条“规定”，几乎成为他身边工作人员“应知应会”的规则。
1966年，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荻秋同志被作为上海最大的“走资派”，到处揪斗，不下数百次。“四人帮”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为了夺权，于1967年1月6日宣布撤消荻秋同志市委书记、市长职务。荻秋从此被非法监禁起来。江青在一次大会上不指名地点了他的名说，上海市委领导中另一个是叛徒变质分子。马天水、徐景贤等调集140人组成一个庞大的专案组，处心积虑要把叛徒的帽子栽到荻秋同志头上。最后，他们得到的只是一大堆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的假材料。“四人帮”气急败坏，王洪文在市委常委会议上说，曹荻秋的问题要是否定了，不是张春桥要下台了吗?张春桥说，如果曹荻秋不是叛徒，全国就没有叛徒了。因此他们无休止地残酷揪斗，隔离审查。面对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政治上的诬陷，人格上的侮辱，荻秋同志总是正气凛然，义正词严地予以痛斥。审讯时，荻秋同志以大无畏的气概拍着桌子说：“我是共产党员，谁也不能污蔑我！”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原则，威武不屈的铮铮铁骨。
由于长期遭受“四人帮”的迫害，荻秋于1976年3月29日不幸含冤逝世。1978年6月2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上海市委为曹荻秋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曹荻秋的骨灰由专机送往北京，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此文为作者在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举行的曹荻秋同志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摘要）